教協記者

　一九九九年開始教育改革時，曾經颳起一陣表態效忠風潮，當時好一些教育團體，組織聯署聲明，在報章刊登廣告，向教改表態效忠。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從一個比較冷靜和批判的角度，分析這種情勢，提出逆耳言論，其中一班自稱為「姨媽姑爹」的，據說，頗惹起教改工程師們的不滿。姨媽姑爹之中即人稱「寶姨」的蔡寶瓊教授，她多年來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是比較早將教育社會學引進香港，分析香港大小教育現象的學者之一。去年底她剛發表一篇學術論文，審視近年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政策，題目為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s in Hong Kong: counting our losses to economic globalisation (香港教育改革的批判評估：計算我們損失給經濟全球化的)，可謂切中時弊，本刊記者訪問了「寶姨」，請她談談對教改的分析和批判。

早已密謀監控
　蔡寶瓊認為，為了實現教育市場化，使學校受市場和政府的監控，教統局（包括之前的教育署）於早年已經著手建構由上而下的信息流通系統。當年教育署推出「校本管理新措施」，企圖「優化」學校的管理結構，就是要使官方對學校和教師的監控更有效率。質素保証視學，以及後來的校本管理，都要求學校撰寫和提交周年發展報告，或要求學校建立評核教師的機制。於是，教師所有工作表現被「凝視」，分類編檔，嚴密監控，這些監控管治的手段，假設了教師教學無方，辦事不力，當局根本不信任教師專業，一開始便已傷害了教師的專業與尊嚴。

監控有如「圓形監獄」
　蔡寶瓊指出，相較以往的教師評核，2003年教統局推出校本評核和校外評核，對教師構成的壓力更大，因為面對縮班殺校，學校面對評核時，為了生存，必定要求教師「全力以赴」。教統局要求學校將校外評核報告上網，實是將監控管治的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她認為，要求學校將數據公開作為監控，巧妙處就像福柯（Foucault）所說的「圓形監獄」（panoptican）的概念，當中所有的囚室都面對中央監視塔，可以讓獄吏一覽無遺，而監視塔裝上百葉窗，囚徒卻看不到獄吏，只知隨時都可能受到監控，只好終日惶恐不安，不敢造次。蔡寶瓊這樣類比：報告上載到網上，學校就像囚犯一樣，受到公眾的全方位監控，卻看不見監控者，這正是日夜被獄吏監視的最典型的例子。當局最近雖表示學校可不用將外評報告上網，但她認為，監控管治並未因此減輕，因為學校不肯定當局會如何運用數字，只要縮班殺校問題未解決，威脅仍然存在。

「縮班殺校」使監控成常態
　蔡寶瓊同時分析，學校公開數據讓公眾「凝視」，因「縮班殺校」而愈演愈烈，公開數據已變成常態。由於「縮班殺校」，學校為著生存，必定各出奇謀宣傳學校，而各種學校評核數據和增值指標等，就是最容易讓市場消化和作為選校指標的資訊。學校掛出各種宣傳橫額蔚然成風，可見競爭的激烈，甚至出現掛出增值指標橫額的事例，正體現市場資訊的威力。教育市場化已使監控的手段變得合理和當然，始作俑者的教統局，根本無心解決「縮班殺校」問題，因為這是其市場化手段的軸心。

監控管治背離教改
　對教師和學校進行監控管治，將學校置於公司化和量化的考核制度之下，目的就是為教育市場化服務。所以，向公眾提高學校的透明度、給外間「凝視」教師的工作看似合理。對此，蔡寶瓊質疑：「學校是否適合公司化的管治？對教師和學校進行監控管治是否對教育有利？」為應付當局的評核，應付行政文件，教師已疲於奔命；同時，觀課或評核教師的機制，當中包含對教師的不信任，已損害了教師的士氣，對教師的工作和專業發展都沒有好處。更可悲的是，教師忙於應付監控，更沒有師生教學相長的空間，以生命影響生命變得不可能，然而這些才是教育的可貴之處。當局究竟如何計算學生的成長，以及因監控帶來的損失呢？種種量化的考核，只顯出當局的膚淺。蔡寶瓊認為，教統局應釜底抽薪，即時全面停止所有監控管治的措施，並解決縮班殺校的問題，推行小班教學，讓教師重返教學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