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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是霸道的。要錢有錢，可不問成效。 醫管局用了七億元進行電腦化。但電腦化後，仍計錯賬目二億元（錯誤撥回政府庫房）。這次不完善的電腦化，正備受指責。其中較中肯的批評是：只管撥款、用錢；卻沒有定下成效指標，以致錢用去了，似乎安裝了龐大複雜的電腦系統，卻無人知道成效如何；待出現重大事故，才會發現，又要再花錢補救。 醫管局誤用公帑，自己檢討，審計署也直接公開批評。 每年三百多億教育經費，質素縱影仍杳但教育界近十多年來，用了多少毫無成效（或成效極低）的冤枉錢？答：就像醫管局電腦化，因為從沒定下成效指標，因而亦無從統計。即使有統計，也是保密。教育當局不見公開檢討，審計署也不敢直接公開批評。 原因是，教育界傳統上霸道慣了。一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或「著重過程」或「百年樹人」，就不單拒絕了成效的訂定和檢查，而且根本拒絕尋求訂定和檢查教育成效的方法。 做了就算，hope for the best我曾警告，社會遲早發覺大量公帑在教育事業中被誤用，就會像對醫管局電腦化一般，甚至像市場對工商業一般，要求拿出成效來，而不是像至今為止不斷不問成效地撥款。那時，他們由於不熟悉教育運作，將用粗暴的方法要求問責。英國約1990年開始，就是為此弄至風聲鶴唳，最近才由教育界提出「增值」（還未想到自行組合品質圈），企圖緩和削減教育經費、強迫參加名校佔盡優勢的校際排名榜等等粗暴的反教育措施。 特區成立伊始，教育大增撥款，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但《七號報告書》似乎還沉睡在「做了就算，hopefor the best 」的一貫做法中，沒有思考切切實實檢討各項措施將來的成效，仍 不懂得設計回饋機制，用成效來指導、調整、存廢各種用去公帑的措施。這可說是《七號報告書》最大的缺失。不過，教育界仍可沉醉在「水浸教育」的虛假歡愉當中，只是，教育質素的改善，仍將半死不活地進行；而再過若干年，始嘗到英國式，或者比英國加倍粗暴的報復。 殺戳戰鼓動地來其實，殺戳的戰鼓已經隱約可聞：教師語文基準測試、校內加強考績，雖未至風聲鶴唳，已初見人心惶惶；更值得警惕的是，非專業和假專業的權力，正以優質教育的大棒子，任意解僱他們非因專業理由而不喜歡的教師和校長，而教署亦開始放棄專業判斷（還美其名曰簡政放權），純以權力大小為是非的依歸（這最後一點是本會權益及投訴部近月來沉痛的總結）。 假如我們不團結起來，一方面迫使當局檢查質素措施的成效，一方面抓緊這次撥款的機會改善本校的教育成效（例如組織品質圈進行增值競賽）；假如我們拿不出或者迴避動用比他們更專業的意志去抗衡他們，下一回他們必乞靈於比考績、基準試、任意解僱等等更粗暴的方法。 量度各種質素措施的成效，要通過量度學校的成效去做。量度學校的成效，不在於找專家為全港定立一套準則，而是由自由組合的品質圈自訂增值準則。方法俱在，質素運動成敗就只看當局是否決心重蹈以往、或英國、或醫管局電腦化......的覆轍了。 徐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