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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十二億公帑的招聘「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既沒有足夠理據支持，評估成效的方法也不清楚，甚至對部分教統會成員而言也屬從天而降，輿論更多所質疑，可是，竟然仍可在臨立會財委會毫無反對之下通過。事前民建聯及自由黨的議員信誓旦旦的透過傳媒向公眾說要否決政府的建議，結果呢？在這些議員出爾反爾的虛偽下，政府將可振振有詞說得到立法會的支持。 張文光下車後，立法機關內是否再聽得到教師的聲音呢？我的一些教師朋友曾對教聯的楊耀忠寄予希望。可惜，據報導，當天財委會的會議上，他只不過揮手示意，主席看不到，楊先生卻連一聲也沒有哼過，會後甚至向記者說原來不過是想揮手表示棄權。我那些原來有所希望的朋友，看來是要失望的了。 有學者研究，直到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工會運動一直受到國共政治左右。我將教協與教聯、張文光與楊耀忠對比，可能會又惹來以政治看教師工會問題，不以教育專業為本的非議。可是，看到一些教育界朋友趕趁政權轉移的機會，以為打著專業的旗號便可鑽營出一些空間，於是對政府的施政唯唯諾諾，又怎能使人相信教育專業不涉政治呢？ 舉例來說，政府以全面實施小學全日制為借口，卻在師生比例上開倒車，可謂朝三暮四的當代演繹。為甚麼要把小學全日制與師生比例置於此消彼長的對立位置？對改善教育質素而言，全日制與師生比例間孰輕孰重？在其他核心環節（例如課程）與周邊條件（例如運用學校空間）未見配套的情形下，全日制又是否萬應靈丹？ 教協在349期《教協報》發表要求兌現教師人手「期票」的文章，有根有據地指出了教師比例問題的重要，那是教育決策者必須回答的，並非一句「資源有限，請教師共渡難關」可以閃避過去的。反之，一些提倡走專業路線的教育界朋友，卻只知響應董建華的政策，在毫無理據交代下就寧取全日制而犧牲師生比例，甚至指「小部分」小學教師的「半日安」心態是實施小學全日制的「最重要的」「關鍵」，是不免令人惋惜的。 既然是「小部分」，為甚麼卻有幸成為「最重要的」「關鍵」呢？在沒有論證的情形下，出現這種矛盾，不免令人聯想到是否與上述鑽營權力空間的舉措有關？專業與政治又是否真的可以劃分清楚？或者說，沒有民主政治下的教師專業生態，又會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最近因功課關係，重溫了九五選舉時張文光的一些演詞，其中有自期「敢言」、「不畏強權」、「不依附權勢」之語，比諸今天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不同教育團體的取態，委實是令人懷緬的。 戚本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