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君道》說「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唐太宗曾問魏徵「 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徵答：「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今天沒有皇帝，談不上為君之道了，但我們的特首喜歡把中國傳統文化掛在唇邊，未知他是否讀過荀子和魏徵上述的話。 所謂兼聽，大抵就是諮詢。對教育問題來說，因為極其複雜、有效的諮詢渠道便尤其重要。八二年的《國際顧問團報告書》之所以強調教育決策需要容納多方參與，建議成立教統會作為統籌式的諮詢機制，就是認為單一理性規劃及政治模式不及兼聽民意重要。可惜，教統會即使成立了，也要到九零年才容得下一把代表教師的聲音。 可是，前線教育工作者進入諮詢組織仍然未成制度，誰可以給委任進入諮詢組織、得以委任的理據何在、委任時有甚麼其他人選考慮等等，手操委任大權的決策當局一向秘而不宣，前線教師只能在名單公布後加以猜度，卻談不上公開與透明。 政府其實不應害怕諮詢變成奪權，反而要好好發揮諮詢組織採納意見的功能。這是諮詢組織存在的正當理由。只是過去殖民地政府用了所謂「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實質上就是化解民間的壓力，諮詢組織給利用來作統治，原來的功能卻被忽略。 回歸後理應再沒有殖民統治的基本矛盾，諮詢組織應該可以回復本來的宗旨。可惜據聞酷愛儒家的特首，並沒有引領政府走向兼聽之路，沒有向教師開放諮詢之門。教統會的檢討學制工作小組成立了，成員仍然以校長為主，兩個小組共十多人中，前線教師又有多少？至於決定五十億元優質教育基金用途的督導委員會是憑甚麼原則委出的，政府從來也沒說個明白。 政府內的官僚系統其實不必對開放諮詢有所猜忌，反正主導政策的仍然是政務科，最後決策的仍然是特首及行政會議。另一方面得以希望影響決策的教育工作者，也可通過諮詢為教育執言。一句話，通過諮詢，教育決策才能少走歪路，多得認受。 遭到校長及教師群起反對的小學加人政策便是一個好教訓。教署的種種理據，例如推行全日制，預留學額給新來港學童等，是否必然和教室中的師生比例構成矛盾？是否就足以令我們安心讓正在改善中的擠迫環境再度惡劣？更重要的是，有甚麼教育專業的學理是把改善師生比例和推行全日制看成互相排斥的？課室空間和教師人手的供應都足夠，憑甚麼要把反對小學加人的政策，硬說成妨礙推行小學全日制？ 如果我們記得小學全日制在特首沒上任時就力主推行，記得要每班加學生來達至全日制是施政報告首先提出的，記得董建華撰寫施政報告時教育政策依靠的智囊系統是很單一的，這一系統又可能沒有全面了解來自前線工作者的訊息，然則政策出籠卻沒有掌握實際情況的矛盾便大有可能。 沒有兼聽，顯然是今天政府小學加人政策的失著，然而，在中國歷史裡，荀子和魏徵其實早就告訴我們，為政的關鍵在於兼聽。認受的本質是民意授予，沒有民意基礎根本談不上認受、沒有兼聽廣大教師聲音的諮詢，不可能構想出得到認受的教育政策。 戚本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