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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張銳輝老師）

近期教科書商與教育局再起爭拗，雙方爭持不下，令學校、教師和家長成為「磨心」，感到異常困擾。就此教協會有以下意見：

冀望書商合理訂價 過往教科書商向學校提供的「免費」教材，部分是教學上所必需的，但亦有不少是浪費的。分拆教材的原意，是為了打破綑綁式銷售，減少浪費，從而降低成本和書價，減輕家長負擔。可是，實現分拆教材後，教科書的價格未見顯著回落，分拆出來的教師用書卻又訂價格高昂，令學校難以負擔，不符合家長和學校的期望。假如書商沿用以往的銷售手法，製作大量不必要的教材，以昂貴訂價整套售予學校，公眾將無法接受。教科書商須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合理訂價，以免予人只顧追求最大利潤的印象。

政府須承擔必要的教材開支 教協會認為，追求分拆教材的目標時，不能夠以影響教學質素及教師壓力為代價。教材分拆後，學校當會按實際需要，只購買必須的教材。由於這些教材是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對此應作出承擔，在計算學校資助時須加以補償，以免學校要動用儲備或壓縮其他開支來支付，損害教育質素。學校在選購教材和課本時，亦應對價格保持敏感，考慮必要性及家長負擔，令資源用得其所。

電子書非唯一出路 此外，教育當局有意引入電子書，以解決現時書價高企的問題。然而，遠水難救近火，開發電子書需要長時間的試驗和經驗累積，而電子書在教學上的效能、對學生視力的影響等等，都需要小心評估，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問題；而且已有不少分析指出，電子書的開發成本並不會比現時的印刷課本低，局方申請5,000萬元撥款資助非牟利機構開發電子書，製成品能否具競爭力亦成疑問。而且電子書還涉及軟件和硬件的配套和折舊問題，潛在成本不應低估。因此，當局不宜過份依賴電子書方案作為減低書價的唯一出路，以免社會的期望再度落空。

去年教育局初次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課程被指為政治任務，文件內容偏頗，教育界劣評如潮。教協會去年所作的調查，七成教師反對增設必修科，並且擔心新科目成為一種「洗腦」教育。

一直以來，教協會支持全面認識國情世情、培育學生獨立思考的國民及公民教育，可惜教育局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卻背道而馳；此外，逼令中小學必須獨立成科，亦對師生構成沉重負擔。

教育局於今年4月30日公布了修訂後的課程指引，雖然內容作了部分修改，但仍堅持獨立成科，教協會認為實在無法釋除教育界的憂慮。

1. 教協見到新課程文件回應了諮詢期的部份反對意見，如在國民教育範疇，加入了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作為教學相關的價值觀；此外亦新增了「爭議性議題的學與教」附錄，反映政府在教育界及社會公眾的強大輿論壓力下，部份回應了大眾對爭議性議題應作為國民教育素材的要求；由此可見，群眾行動對課程制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2. 不過，教育局仍未能體恤前線教師面對的困難，亦未從莘莘學子的教育裨益作考慮，在基礎教育的多項重大問題（如三三四課程檢討、融合教育、學習差異等）都尚待解決之時，強推迫切性不高的國民教育為獨立科目，徒添師生壓力，更令到各項急須解決的問題再受擱置、進一步惡化。
3. 儘管作出了修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狹隘與保守本質並未改變。這從諮詢期兩個關鍵質疑並未修正可見： a) 課程名稱：當局捨棄世界（包括國內）廣用的「公民教育」，仍堅持選擇「國民教育」：一個反映內容偏狹，同時又會引來「洗腦」憂慮的名稱。去年教協會調查亦顯示，只有18%教師贊同以「德育及國民教育」作課程名稱，相反有超過半數教師選擇含有「公民教育」的課程名稱。 b) 迴避政治議題：雖然課程在原則及理論上出現了「批判性」、「爭議性」等字眼，但從教學法、議題舉隅到參考資料，仍迴避一切所謂政治敏感議題，如政治改革、法治制度的不足、維權問題、六四事件等等，仍被課程文件完全消音。

（一）未以「公民教育」作為課程名稱，背離教育界共識及國際趨勢

1. 課程文件也承認「公民教育」是一直以來的社會及教育界對相關課程的共識；
2. 課程文件理念自相矛盾，卻又沒解釋棄「公民」選「國民」的原因；
3. 若然特區政府堅持己見，以「國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只會自絕於國際和國家的教育趨勢。

（二）迴避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塑造被動服從的保守國民

1. 灌輸肯定現制度的觀念，無視香港及國內要求政治法制改革的進步力量；
2. 討論層面狹窄，不鼓勵學生體驗民生國情，當代國情討論傾向非政治化；
3. 「爭議」要抽離，「國情」卻要感情 – 課程變相向對「爭議性議題」有意見的老師施壓；
4. 忽略對非華裔香港公民的公民教育需要；
5. 參考文獻選材極為保守；
6. 教育局未將教學資源外判工作公開透明化，無法保證讓社會不同機構均衡參與。

1. 立即叫停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課程，讓中小學能專注面對更嚴峻的教育問題，如減班殺校、融合教育、學習差異等；
2. 課程必須正名為「公民教育」，否則將與世界教育主流脫軌；
3. 新課程內容仍富爭議，必須重啟諮詢，廣納教育界、學生、家長及公眾意見，以行動釋除「洗腦教育」的疑慮；
4. 發起民間共擬「公民教育指引」，抗衡由上而下的政治灌輸。

附件：課程內容詳細分析

高翰儒於1984年出任全職教師，並於1990年入職鳳溪第一中學，於2000年7月他首度收到校方的律師信，表明要解僱他，理由是校方已向他發出過4次警告，並有學生投訴其教學法不當。其後，經過教育署（現教育局）及教協會的介入，校方同意撤回解僱決定，並安排他調任至屬校的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但事件並未結束。高翰儒於2001年7月，又一次收到校方的律師信，表示其教學法有問題及收到學生和家長的投訴，並將他即時解僱，高翰儒感到受屈，「有關學生投訴，校方根本提不出實質理據，反而有二百多位學生和家長簽名支持我，校方的指控令我感到不明不白。」他再度尋求教育署介入，甚至自行與校方的代表律師多次書信往還，但校方立場相當強硬。「當年剛推行校本管理，每當我質疑校方的解僱是否合法合理時，署方就以『簡政放權、校本管理』為由，置身事外。」最終，署方一句「本署對校董會決定並無異議」，讓他極度失望之餘，更深感署方沒有切實執守《資助則例》，他唯有訴諸法律尋求公義，而透過私隱條例取得自己的資料及相關證據後，更堅定了他的決心，踏上訴訟之路。只是沒有料到，這官司一打竟逾十年。

難以彌補的遺憾

回望過去，高翰儒不諱言，訴訟是迫不得已，甚至有想過放棄，因為期間的經濟和心理壓力非常大。但最難彌補的遺憾是，這十年本是他教學生涯的黃金時期，如教育署能做好監察、規管的角色，他便可全心投入自己的教育專業，不致被無理解僱而喪失全職教學的機會，還要面對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鉅額的訴訟費用。

「初審費用已逾2百萬。但初審判決，法官雖指校方未有按照《教育規例》第76（2）（b）條，解僱須經校董會在會議上批准，但校方有權以合約期滿為由不與我續約，法官並駁斥了我所有的論據。收到這判詞後足足兩個星期，我思緒都非常混亂。」

尋求公義決心上訴

處身這逆境，是甚麼讓他繼續堅持？「主要是為了公義。也幸好有太太的支持，我才能收拾心情，決定提出上訴」。他更補充，家人、學生和同事的鼓勵也是他強大的後盾，讓他有足夠勇氣，面對艱難的訴訟。

終審法院：《資助則例》是教師聘約的一部分

直至今年2月，終審法院終於裁定高翰儒勝訴，而這案例及判案書的內容，對教師職業保障更是別具意義─5位終審法院法官一致確認，《資助則例》是教師僱傭合約的一部分，學校解僱教師須依據《資助則例》中列明的程序。常任法官陳兆愷更指出：「《資助則例》的草擬並不令人滿意。本席以為，現在正是重新全面檢視《資助則例》的時候，為資助學校提供更佳指引，亦期望對資助學校教師提供更大的保護，這也是教育署的政策原意」。

高翰儒表示，當年他以常額教師受聘，經過首兩年的試用期，基本上毋須每年簽約；即使96年開始，學校在他的合約上註明聘用日期，但終審法院仍然裁定，校方須持充分理據，並依循《資助則例》的指定程序才能提出解僱。高翰儒坦言與當年相比，現時不少教師以非常額的有時限合約受聘，連《資助則例》的相關保障都失去了。他認為要維持健康的教育環境，教育當局須秉持《教育條例》及《資助則例》，保障教師不受不公義的對待；校方管理層應以寬容和開明的態度，公正處理同事的問題；而教師應盡責努力，遵循專業守則辦事，正當誠實，做到whiter than white。

另文於〈權益與專業〉專欄：教育局執行資助則例欠積極　釀漫長訴訟折騰校方和教師

梁振英在其政綱小冊子裡，有關幼兒教育的主張如下：

• 推行免費幼兒教育。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與幼兒教育界的持份者，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和家長，共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考慮直接資助非牟利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教師薪酬。
• 增加對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資助，逐步增加全日幼兒教育的學額，優先協助缺乏支援的全職和弱勢家庭。
• 教育局與幼兒教育界成立常設的諮議平台，制訂優質幼兒教育的發展計劃。首要任務是建立幼師的專業發展階梯和薪酬制度，逐步提高幼師的學歷，推動在職幼師持續發展和同濟間專業合作。
• 為少數族裔幼兒提供中文學習支援。

大家都很關注，梁振英參選時承諾的15年免費教育，在真正落實時會不會「走樣」或「縮水」，更要慎防魔鬼在細節裡。事實上，梁振英的政綱，有關15年免費教育的部分（見左表），存在不少灰色地帶，到底15年免費教育可考慮哪些資助模式？新制度能擺脫學券制市場主導的流弊嗎？還是只是學券制的舊酒新瓶？在教統會成立小組研究實施方法，究竟研究需時多久？有沒有落實時間表？種種問題，我們都不能掉以輕心。

幼教界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有深入研究幼教政策的學者曾與教育局官員會面，對方明言「擔心實行15年免費教育後，將來難向幼教界殺校，影響質素。」反映現屆政府雖再無藉口反對15年免費教育，但卻無意作出全面承擔，因而不斷以研究技術細節藉以拖延，例如校舍和派位困難等；因此，新任政府能否訂出盡快過渡的時間表將是關鍵，我們認同諮詢及與持份者充分溝通是需要的，但卻不是拖延政策的借口。

梁振英的幼兒教育政綱，還在幾點值得注意：

設立幼師薪級表直接資助幼師薪酬

政綱表明，在研究免費幼兒教育的具體實施辦法時，「考慮」直接資助幼師薪酬；換言之，直接資助幼師薪酬，不一定會與資助幼兒教育掛鉤。但是，幼師薪級制度與直接資助幼師薪酬，對提昇幼教質素同樣重要，缺一不成。因為，近萬幼師將有97%取得文憑，但8%卻連QKT起薪點也沒有，這就是剝削，是取消幼師薪級表的遺禍，而透過剝削幼師去改善教育，是不公義的；不過，只訂立薪級制度，但不予薪酬資助的話，幼稚園根本負擔不得起幼師提昇資歷的增薪，這樣的薪級制度，只會是空中樓閣，可望不可即。因此，設立幼師薪級表、直接資助幼師薪酬，兩者皆應成為新政府的首要任務，以提昇幼師士氣，吸納幼教人才，而唯有在這基礎上建立的專業發展階梯，才有真正意義。

全日制：1.7倍加權資助

當局制訂免費教育的資助水平時，須要顧及全日制服務的需要，按經營成本計算，全日制應獲相等於半日制1.7倍的加權資助，才能追上開支水平，可是政綱並未提及以加權模式資助全日制幼稚園。幼教界不支持維持現有全日制資助模式，家長只能透過申請全日制學費減免，證明是經濟能力不足的家庭，才有機會得到全額學費資助，而是希望凡入讀全日制幼稚園的兒童，皆可獲得加權資助，以抵銷全日制的基本學費。

教統會工作小組研究細節

我們同意設立諮議平台，共同制訂全面資助幼教的政策。但我們須汲取教訓，政綱提出在教統會成立的工作小組，與之前學券制檢討方法如出一轍。當年，教統會工作小組進行為時長達一年的學券檢討，但透明度不足，雖有進行諮詢，但檢討結果並不令業界滿意，尤其是令同工怨聲沸騰的學券制度，工作小組在報告首項建議便指出，「工作小組認為學券計劃是資助學前教育的適當機制」，完全無視市場主導對幼兒教育帶來的禍害。我們希望新成立的小組，不是聊備一格，不是拖延時間，而是廣納民意，並讓不同持份者加入小組，對政策發揮真正的影響力。

為少數族裔幼兒提供中文學習支援

梁振英經過諮詢後，在政綱加入為少數族裔幼兒加強學習支援，我們表示認同，希望新任政府認真處理，例如增撥資源，讓有收錄少數族裔學童的幼稚園，可聘一名少數族裔教學助理，除了可協助學童打好中文基礎和融入社會外，也有助紓緩前線幼師教顧少數族裔幼兒的壓力。

紓緩幼師壓力　改善教學條件

推動15年免費教育，幼教界希望政府可加強投入資源，並同步解決一些幼教長期存在的問題，例如紓緩幼師工作壓力、改善幼稚園的硬件設施等。梁振英的中小學政綱，特別指出要減輕教師工作壓力，但事實上，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也不能輕視，尤其是引入學券和質素保證機制後，幼師行政工作量大增，而人手編制又不容許幼師有空堂備課，有的連午飯時間也沒有，幼師身心耗竭嚴重；因此，幼教界極希望能改善教學條件，包括改善師生及班師比例，增加行政文書人員，為幼師提供空堂備課，並設立幼師進修基金等。

幼兒教育千瘡百孔，我們明白要理順各項複雜的問題，不能一蹴而就，也要先後有序，但新任政府須釋出誠意和決心，為幼教的健康發展，訂定各項政策改善的時間表，並提供適切的資源配套，讓幼教同工可藉15年免費教育的推行，同步提昇幼教質素，而不再是無了期的等待，一場歡喜一場空。

考卷分數突遭竄改　多番投訴不得要領

投訴人麥老師於專教院任教工商管理學高級文憑，她與另一位同事共同教授「市場學」科目。今年1月，她根據評卷指引評改考卷，將分數交予該同事，及後當她確認評分時，發現有11名學生獲加分，由不合格變為合格，合格率由原本的60%提高至75%。麥老師認為事件有可疑，因為這些學生的作答根本無法獲得合格分數。她於是向直屬上司及系主任報告，但都不得要領；後來院方在工會壓力下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跟進。然而，本應是調查對象的系主任，卻獲邀成為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公正性成疑。

委員會於4月12日公布調查結果，卻企圖淡化事件，沒有查清「改分事件」的因由，認為只屬於「分數調整處理不當」的程序問題，沒有觸及學術誠信，更未有正視行政干預的核心問題。委員會又認為被投訴同事所批改的考卷分數合理，但當麥老師要求查閱該同事任教班級的考卷時，卻遭委員會拒絕。

堅守學術原則　及早遏止歪風

本會認為，麥老師的遭遇並非特例，反映目前院校一些有違學術誠信的現象，必須正視，以防歪風蔓延。從不少前線同工得悉，部分院校和學系，內部有不成文指引（或溫馨提示），學生合格率須達到75%或以上，否則任教老師會遭受很大壓力：包括主管人員會要求老師「解釋」不達標的原因，並交代如何「補救」；即使學生表現不符要求，教師也會被迫修改分數，務使合格率達標。為使學生合格，更會安排「雞精班」明示暗示考題內容，又或大幅降低考卷難度。部分管理人員甚至有視學生為顧客的心態，為吸引收生而放棄嚴謹的學術要求，功利短視。

前線同工擔心，這些以行政干預專業的手段，如不及早正視，將逐漸成為慣例以至「文化」。這對大部分嚴謹教學的老師，以及認真學習的學生，都絕不公平。院校的質素保證機制亦因此失效，學生成績無法反映真實水平，資歷公信力大受打擊，這絕非學生之福。

在改分事件上，專教院有否按照專業原則，履行質素把關的責任？形形色色以行政干預專業自主的做法，究竟是部分管理人員的不當行為，還是已經成為院校的方針？既然專教院聲稱，有嚴謹機制監察課程質素及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有責任查明事實，公開交代以釋除公眾疑慮，維護教師尊嚴與學術誠信。

職業保障不足　損害專業自主

事實上，由於現時專教院存在「一校多制」的聘任方式，許多同工都以短期合約聘用，在擔心不獲續約的陰影下，面對此等情況往往只能啞忍，或選擇匿名投訴。今次麥老師勇於站出來，因她堅信維持學術水平、讓學生獲得公正評核，是教師的本份。有學生問她會否擔心遭到院方報復而失去教席，她不假思索回覆，如不為這些不平事發聲，她則有愧於教師的身份，有負於學生、家長及公眾的期望。

現時專教院不公平的聘任方式、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不但打擊同工士氣，更直接損害專業自主以及教學質素。會長馮偉華認為，職訓局應從根本著手，全面檢討聘用教員的制度，讓教師在合理的職業保障下，可敢於指正院方的錯誤，使下情得以上達。若院方從善如流，堅決維持學術水平，增強公眾對課程的認受性，才是真正保障學生的利益。

教協會第二十屆第一次周年會員代表大會，於4月21日圓滿舉行。今次會員代表大會其中最重要的事項，便是正式公布2012-2014年度的第二十屆理事會的選舉結果。馮偉華閣以接近97%的有效信任票成功連任理事會。在未來兩年，馮偉華閣將繼續帶領教協在教育界爭取權益，為社會爭取公義。

大會開始，會長馮偉華以「堅守信念　繼往開來」為題致開會詞，回顧過去一年工作，並展望未來。包括：密切監察候任特首如何履行承諾，推行15年免費教育；要求全面推行小班教學及反對殺校；為融合及特殊教育的同工爭取資源，確保教學水平質素；同時繼續爭取更多資助大學學額。最後，面對新高中學制，教師工作壓力定必有增無減，因此會促請政府盡快檢討新高中學制，讓教育重回正軌。

其後，大會討論並通過了本會來年8項重點工作決議，包括：（1）落實15年免費教育，直接資助幼師薪酬；（2）行使教師公民權利，推動教師選民登記；派代表參選立法會，發出教育和民主的聲音；（3）停止殺校政策，全面落實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小班教學；（4）爭取中小學學位教席，遏止以合約聘任常額教席，實現同工同酬；（5）紓緩教師壓力，改善班師比例，停止自評外評，關注雙軌年後教師職業穩定；（6）監察新高中落實情況及關注學生出路、增加大專資助學額、監管自資課程質素；（7）紓緩中小學應試壓力，加強學生輔導服務；（8）授權理事會購置或租賃物業，擴展及優化會所服務。

減收會費　回饋資深榮譽會員

大會並通過修改章程決議，包括將年滿70歲的榮譽會員會費，由每年30元，減少至每年10元，以回饋資深會員對本會多年來的支持。

大會結束前，馮偉華再次感謝會員積極參與投票，並指出今次理事會有多位年青理事入閣，望能薪火相傳；又以「進入角色　全力施為」八字作期許，希望在累積了一屆的經驗後，能再接再厲為教育界、為社會貢獻更多，並希望會員繼續監察和支持。

【編按：有關是次大會通過的各項報告和決議全文，請參閱隨下期《教協報》寄出的《會員代表大會特刊》。】

特殊學校一向備受社會人士忽視，社會不單沒有調撥足夠資源讓學校營運，撥款模式更令他們難以留住人才，眾多不穩定的因素，最大受害者除了教師外，便是一班莘莘學子。因此，我今次訪問了特殊學校議會的一班校長們，了解他們現時面對的困境，讓大家一起思考如何渡過難關。

與校長們一談起特殊學校的撥款制度，大家便即時議論紛紛，像有吐不完的苦水。議會主席羅吳慧芬校長表示，由於現時特殊學校的資源調撥是以學生人數或班級作為依據，但教育局核准的開班數目卻是以全校人數除以班額計算，故雖然大多數學校均要提供小一至中六課程，但以其開班程式計算，大多數學校的班級數目，均少於12班，甚至有些只有6班。因為班級架構的不完整，形成特殊學校資源嚴重不足，加上學校不能主動收生，只能等教育局轉介，收生極不穩定，更令人手編制經常出現變化，「不夠學生要減人手，如果下一年多了學生，可能要找新人來做。」以心光學校為例，該校小學一共有6級，但由於按「人頭」計算，現時教育局只給他5班人手編制，這令教學環境很「動盪」。

穩定編制才能保留人才

校長們的意見實在很對。我認為，有一個穩定的編制，才能留得住人才，而特殊學校就像一個基地，應該是用來凝聚特殊教育經驗的地方，若果環境這麼「動盪」，人才必定要流失，這對本港未來特殊教學的質素，定必有負面影響。

另外，現時特殊學校需要兼收患有不同殘障的學生，但教育局又未能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對教與學都構成一定影響。例如主要接收輕度智障學生的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下學年將要接收兩名完全失明及輕度智障的高中生。該校校長黃瑞麟表示，該校無論軟硬件均未能配合嚴重視障學生的需要，例如校舍的走廊及樓梯均沒有引路線及凸字，校內全體老師亦沒有教授視障學生的經驗，支援配套極之欠缺。

心光學校校長林國偉亦簡介由該校負責提供的「視障學童支援計劃」。現時由該校20名教師每星期為有中度和嚴重視障學生就讀的主流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提供訪校支援，提供專業意見，如有需要亦會為學校提供培訓。此外，為支援失明學生不能用印刷字，該校會協助製作一些點字筆記方便學生學習。在配對畢業生轉校的工作面對困難也不少，由於這類全港性支援服務，無論視障或聽障，都由個別的特殊學校獨力提供，要達致理想的支援效果實有賴多方的協作。林校長以心光提供的上述計劃為例，現時20位老師負責支援全港中小特學校的視障學生，最大的挑戰是當中有一半教師是以津貼聘請，因此只能是合約教師，造成人才流失，難以累積經驗，我們正與教育局爭取部分合約教師轉為常額編制，提升士氣。教育局初步反應正面，但我們希望步伐加快保留人才。

新學制推行營運雪上加霜

我很明白各位校長的憂慮，尤其我在城大授課時，亦遇過一些失明的學生。我們在備課或上課時，都要有相應的配合，既要校方增撥資源，亦要找學生做義工幫忙。這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套，對於規模細小的特殊學校來說，要應付殊不容易，希望教育局能正視問題，為學校提供更穩定的編制。

新高中學制推行，亦令特殊學校的營運雪上加霜。羅太透露，教育局推出不少新高中的「過渡性」的津貼，讓主流及特殊學校增聘人手。由於特殊學校高中班數很少，很多都只有2至3班，高中人手編制緊絀，學校都依靠這些津貼來加聘老師，以應付基本需要。但隨著這些津貼在下學年削減，特殊學校人手將極度不足。我很理解他們的狀況，特殊學校的高中只有2至3班，可運用的資源彈性不大，削減津貼對他們來說，只會犧牲教學質素，教育局必須處理這問題。

應肯定特殊教育的功用

另外，政府在推行融合政策時，未有相應推出配套措施，協助部分特殊學校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變相出現「陰乾」情況。尤其是輕度智障學校，校方既不能主動收生，而學生由主流學校回流特殊學校又困難重重，令學校在營運上很被動，教學環境不穩定，影響教學質素。正如一名校長所說，「不知何時要執笠」。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理應相輔相成，互補不足，政府有必要重新肯定特殊學校的存在價值，尤其靈活處理學生「進出」特殊學校的安排，讓學生接受最適切的教育。

嚴重智障特殊學校的困難亦非常多，由於學生多是多重殘障，健康狀況也日漸複雜，使學校的護理工作，如：胃喉餵食、抽痰、血含氧量/心跳監控等工作相應增加。近期教育局更轉介了不少長期住院的學生到嚴重智障學校，而這些學生均需要深切醫護照顧，學校儼如一間小型護養院；但教育局卻未有在學校/宿舍設施及人事編制上因應作出改善，使學校百上加斤。再者，由於招聘困難及編制沒有提供相關職位，一些應由專業醫護人員執行的工作，便須由校內培訓員工兼任，對學校及教職員造成龐大壓力，業界亟待教育局正視問題，從速提出解決方案。

與特殊學校的一班校長們交換意見後，更讓我深切感受到，政府這麼多年來，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支援，實在是非常匱乏，令人失望。未來，我將繼續與特殊教育界各個不同範疇的同工繼續交流，好讓我們為大家向政府反映意見，爭取改善。

（更正啟事：上期之〈會長對談〉應為系列之六。）

全薪侍產假是配合社會進步和家庭需要的一項德政，絕對值得鼓勵。現時，由於官立學校教師是直接受聘於政府的公務員，因而同獲5天全薪侍產假，可是，同屬一個教育體系的資助學校教師，卻未能於是項政策中受惠。

本會認為，同以特區政府作為最大僱主的資助學校，其教師的薪酬制度既與官立學校掛鉤，而且工作性質相同，應付著同樣的課程及教學工作，兩者的工作量同樣沉重，因此，本會已去函教育局，要求當局為資助學校教師提供官立學校相同的待遇，給予5天的全薪侍產假期，以體現政府作為僱主一視同仁的政策，避免造成分化，提昇教師士氣。

正如所述，全薪侍產假是體現社會進步的一項政策，理應加快推動至政府資助及私人機構的僱員。因此，本會函件同時促請政府，作為良好楷模，由政府提供資助的學校或機構，應與公務員體系同樣推行5天全薪侍產假；此外，政府也應盡快立法，規定全港所有非政府及私人機構，均須提供侍產假的安排，俾使直資學校、私立學校、幼稚園以至大專院校等教職員，也可盡快享有相同待遇。

中聯辦插手干預特區事務愈來愈明顯，由懷柔統戰到強勢施壓，由地下協調到地面指揮，更由政治干預到入侵學術領域。眾所周知，中聯辦負責執行中央的旨意，其在香港的影響力，比特區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中聯辦官員說話舉足輕重，經梁振英當選特首一役，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比誰都深刻明白。

郝鐵川作為中央駐港官員，竟然不顧身份，無視基本法承諾，連學者的調查研究也要過問，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是中央干預學術的先例，特別是「黨報」期間鋪天蓋地，發動對學者們的人身攻擊，甚至扣上「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和分裂國家的帽子，若然不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也應該知道有關的政治含意。中聯辦與「黨報」對學者們的口誅筆伐，像香港式的文革，令人不寒而慄。

大學校長反應令人沮喪

大學校長的反應也令人沮喪，面對強權干預學術，學者受內外圍攻，意欲造成校園的寒蟬效應，竟然沒有一人可以堅定不移地站出來，捍衛大學的學術自由，維護院校的自主，穩定教職員的人心。幸而，大學知識份子仍有學術自由的堅持，633位學者的集體聯署，強調學術自由必須珍而重之，不容權貴肆意威嚇，於無聲處聽驚雷，讓人警醒，讓人振奮。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闡述，高等院校必須自主，才能享有學術自由；被譽為教育人權的《利馬宣言》提到，「大學自主屬制度性的學術自由，……大學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而不致受到國家及商界利益的壓力」。然而，這些國際公認，捍衛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至今還未能在香港以法律形式體現出來。

保障職業穩定的基礎

立法會研究部於07年的研究顯示，英國和紐西蘭早於八十年代，已透過人權和教育等法令，立法保障學術自由。反觀香港，除《基本法》提述「各類院校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這一句外，並沒有其他本土法例再說明，為學術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利馬原則》強調：國家不但不能干預高等教育機構，同時亦有防止社會其他力量干預的義務，而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更應設有保障教師和研究員穩定和安全的職業制度。

大學教職員工會自99年開始，一直爭取跨院校的獨立申訴機制。然而，政府和大學卻不斷阻撓，每當涉及學術的爭議和校園風波，教職員往往只能訴諸集體行動，或借助立法會的公開渠道，在校外尋找公義。在合約制的枷鎖下，教職員被迫忍氣吞聲。儘管合約制在英國和紐西蘭亦是主流的聘用模式，但兩地的院校在僱傭合約中訂明：教員享有學術自由權利，而院校的內部解僱及申訴程序，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及公平原則。

反觀香港，只有科大將學術自由納入教員的僱傭協議中。立法會研究部曾去信查詢院校會否考慮在僱傭協議中提述學術自由，結果教院和浸大明確表示不會考慮，中大、港大和嶺大不置可否，而理大和城大更不作回覆。事實上，學術自由並不是維護學者的「免炒金牌」，對於教員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也有一定的規範。《利馬宣言》確認學者在不受干預執行教學工作之餘，須接受公認的教學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限制。同樣地，院校自主也不能罔顧公眾利益，淪為大學閉門造車的擋箭牌。

免於恐懼的自由

人權無貴賤之分，捍衛學術自由也不應有資助或自資院校之別。因此，政府應盡快參考國際公認的準則，如就《利馬宣言》的原則進行本地立法，而院校亦應訂立政策，確立實任聘用制度，將學術自由的精神納入教員的合約內，確保學者不受干預或歧視，享有教研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國內異見學者余杰出走美國，他早前接受訪問時慨嘆離開是艱難的，但得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身上學到的，「就是要說真話」。余杰的說話令人感慨萬千，香港能否在中國境內，在中聯辦和黨報的夾擊下，繼續享有學術自由的天空，需要社會和大學同心堅持和勇敢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