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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權益，是要自己挺身出來維護的。最近拔萃男書院教師經過商議，經過理性分析，站出來指出該校轉直資的種種問題，並主動提出與校方對話，把教師的意見和疑問，以書面，以動議的方式向校方直陳，並將聯同本會向教育署清楚表達，有理有節，得體恰當。從教學專業的角度看，拔萃男書院的老師，已給學生上了漂亮的一課身教。
一間直資學校的老師，則兩度向本會指出校內種種人事問題，例如任用私人等等；另外一間，教師與校長頻頻更換，已在報章披露，也反映出箇中不少問題。不是要粗糙的、簡單的抹煞所有直資學校的存在意義，不過，這種雖由公帑資助，但以私校模式營辦的辦學制度，怎樣影響校內的教學專業工作以至同儕關係，實在值得深思。
「一切不變」誤導教師
將轉直資的學校，一般都會請老師不用擔心，未來的新合約，將和現有的完全一樣，總之是「一切不變」。可是，真的會一切不變嗎？
「一切不變」根本是謊話，是誤導。在教育署就資助學校轉直資發出的文件《資助中學注意事項》及《資助小學注意事項》，都清楚指出了一個重要變化：
● 由資助小學轉為直資小學的日期起，該校將不再獲發根據《資助則例》所發放的資助，改為領取直資津貼。 （《資助小學注意事項》第一頁）
● 由資助中學轉為直資中學的日期起，該校將不再獲發根據《資助則例》所發放的資助，改為領取直資津貼。 （《資助中學注意事項》第一頁）
政府給直資學生的資助，將不是根據《資助則例》所發放的，這就是改變，這個改變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影響資助的數額，而在於改變了教育署的規管角色，改變了教師的編制，改變了校內的專業關係。
請查一下資助學校教師的聘用合約，一般都會說明，受到《資助則例》的規管，教師編制、解僱程序等等，按《資助則例》辦理，究其原因，是因為資助是按《資助則例》發放的，教育署向立法會要求通過給學校這些資助，也是說明是按《資助則例》的。這是教育署與資助學校之間關係的法理基礎。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後，再沒有了這些法理基礎，這就是變化，怎能說「一切不變」呢？
沒有仲裁的法理基礎
用「一切不變」來誤導教師的，通常是急欲轉直資的人，通常是學校的管理層，因為，沒有了《資助則例》的法理基礎，教育署與直資學校的關係，就像政府與私營公司一樣；教師與學校的關係，將降到《僱傭條例》之內。可以預計，現在因為《資助則例》的關係，教育署對學校仍須負上一定責任，例如牽涉到解僱時，學校與教師須按《資助則例》的程序處理，教育署須按《資助則例》所規定的程序介入調查，擔當某種仲裁的角色。如本欄曾經論述，這個程序不算完美，但仍含有一定的專業意義。
當《資助則例》對直資學校已沒有意義後，教育署可以介入嗎？學校會反問：「憑甚麼？」教育署沒有法理基礎，也無從介入，何況，教育署是否願意介入呢？最近教育署長在立法會談到規管補習社時，就清楚說過，政府不宜過多干預私營的補習社。我們可曾聽過教育署介入調查補習社的解僱事件？
或問，如果新合約中列明依《資助則例》，又是否可以接受呢？這其實是很清楚的。行政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是，政府做事必須有法理依據。資助學校轉直資後，已與《資助則例》無關，教育署也沒有為直資學校制訂相關的則例，結果，沒有法理依據，教育署根本沒有法定的角色，對學校與教師而言，形同一個不相干的第三者。試想想，兩個人之間訂約涉及第三者，第三者有履約的義務或責任嗎？
須看清楚合約才決定
單從這一點「一切不變」來看，已可知部分學校向教師的諮詢，其實是借一句空泛的話來誤導。正如二月二日本會公開論壇上，莊耀洸律師清楚指出，不應只談空泛的原則，必須看到白紙黑字的合約，教師才可作出決定。
必須反問的是，急欲轉制的人，為甚麼至今仍擬不出一份新合約讓教師考慮？為甚麼只作空頭的承諾？甚至誤導「一切不變」？
也必須質問：誤導的諮詢，缺乏充分資料的諮詢，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認受性？教育署為甚麼明知這些諮詢是這樣誤導與片面的，仍然視而不見？這樣的諮詢結果，是否應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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