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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也是教師頭上的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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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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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香港報業公會的午餐會上，有傳媒工作者向演講嘉賓、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提出質疑，基本法23條立法會否為市民帶來白色恐怖。向來不擅巧言令色的梁愛詩回應說：「其實那張刀已在你的頭上，不過，從來無人去看清楚那張刀是怎樣的。」（《香港經濟日報》10月18日報道）梁愛詩這番話是對傳媒說的，她所指的那張已架在傳媒工作者頭上的刀，是指《官方機密條例》（香港法例521章），一般而言，教師的工作，較少涉及官方機密，因此，不能說這把現有的刀，已架在教師頭上。
可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就有所不同了，廿三條立法，影響社會上每一個人，範圍已不限於官方機密，而涉及言論自由等問題。教師，必然會受影響。
其實，在殖民地時期，教師在教學上所受到的法律箝制是很大的。當時港英政府主要針對的，是左派學校，政府種種不合理的行徑，史家早有記載。香港法例對教育向來有明確的政治管制。後來幾經修訂，現在仍然保留了相關的條文：政府可就「對在學校傳布或表達顯然有偏頗的政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管制」[《教育條例》84條1（m）]訂立規例，而有關規例，就是這樣界定的：「（教育）署長可就任何學校傳播政治性資料或表達政治性意見方面，向該校的校監給予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該等資料或意見並無偏頗。」[《教育規例》98條（2）]
這况的規定，一限於教育署署長的權力為發出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二是為確保學校傳播政治資料或意見並無偏頗。雖然，何謂「政治偏頗」還有可供爭議的地方，但有關法例是符合平衡觀點，讓學生掌握全面資訊，然後判別是非的教育宗旨的。
現在，《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教師的影響，卻是背棄持平的教育觀，而要使一統價值的意識形態，加諸教育。通過廿三條立法，政府正是要把「煽動叛亂」的定義擴闊，其中特別提到「叛國」和對「煽動刊物」的管制。從字面上看，教師當然不會「煽動叛亂」，我們的專業道德，也不容許教師鼓吹「叛國」。不過，當我們國家的現政權，只容許單一的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則教師與學生相關的討論，又會否誤墮法網？愈深入愈促成學生反思的教學，會愈容易被誣陷為煽動嗎？
又例如，現行中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中收有金耀基的《中國傳統社會》為指定施教篇章。該篇文章提到政權是否開放、中國向來的政治屬於「家產官僚主義」等。如果學生根據有關理論，在校內的演講活動中，分析和批評國家的現實，甚至提出修改憲法的主張，若講得鏗鏘有力、聲情並茂、打動人心，會否等同煽動？學生與教師，會否因廿三條立法而負上刑責？
這些舉例，是杞人憂天嗎？如果我們還記得，王丹當年在國內修讀柏克萊大學的函授課程，也會被追溯為犯法，則今天我們警惕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也是十分必要的。
【編者按：編者按：本期本報第二頁「讀書與反思」，也刊出一篇關於禁書的文章。敬請垂注。同時，歡迎同工來稿討論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教師和教學的種種影響。來稿可電郵feedback@hkptu.org或傳真277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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