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人一職」之說甚囂塵上，有些報章，以為是嶄新的教育政策，大加炒作；有人則以此為解決超額教師的絕世好橋；也有教師，生怕這是減薪的前奏；但也有同工，看到減輕工作壓力的曙光。各種展望和憂慮，都有道理，目前不是給這政策蓋棺論定的時候，不過，我仍然提出數點管見，希望是前線教師、教統局官員值得留意的。

　首先，有關政策並非新猷，過去一直存在，不過，存而少用的政策，與官員大力推廣宣傳，希望廣泛執行的政策，在現今「長官意志」極強而教育專業未獲足夠尊重的教育界文化中，委實有本質上的不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不少政策的運作邏輯，在上的力推，在下的會否被迫甚或主動「交數」以填滿官員的成績表，是今天尚未如此，但須時刻提防的。

　其次，不少教師認為，過去一些半職教學的成功例子，如吳明欽或李永達等等，並非適切先例，因為，他們作為議員，確保半職就是半職的成功機會，比普通一介「小薯仔」大得多。反之，也有同工舉出一些實例，初期半職，日後職責卻慢慢增加，結果形成減薪「加辛」並行而教師未易堅守「半職江山」。異化，也不是沒有的。

　不過，或者對於通過「二人一職」增加教席空缺而紓緩超額教師壓力的客觀效果，也不能否定。當然，箇中制度，怎樣串連，也確實費煞思量。二人一職能夠增加多少空缺呢？這些空缺是否都與超額教師的人手匹配？更重要的是，如果安排得宜，騰出的一個崗位由超額教師填補，則無疑理想，可是，要是只向超額教師提供半職工作，則形同變相減薪，又與自願原則相違，是我們必須反對的。

　自願，是「二人一職」成敗所繫。怎樣確保自願，必須合乎法理原則。固然，答應二人一職，是訂立契約的行為，「簽署為憑」，理所當然，然而，單憑聘用合約上的簽署，實不足夠。普通法之中，早已建立脅迫（duress）、不當影響（undue influence）以及不平等談判力量（unequal bargaining power）等概念，來衡量契約的訂立過程是否真正出於自願，看來，若有出於上述滿足長官意志等而超越「自願火位」的事發生，勢將形成怨懟甚或法律紛爭，對官員政績，對教育界，也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