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於92年入職，在同一大學任教逾15年。97年他獲取博士學位。按照外國慣例，大學教師若取得博士學位並刊登論文，一般兩個合約即6年，便可轉為實任。他已準備出版論文，並取得出版社的出版協議。可是，校方並沒有承諾轉他為實任教師，反而在2000年底，表示單憑發表博士論文並不足夠，必須在著名的學術期刊也發表著作，才考慮「續不續約」（不是實任！）。而事實上，他也發表過刊於本地期刊的著作，只是本地期刊不予計算，至於國際期刊的標準，也全由管方決定。

　03年沙士事件後，管方諮詢員工，是否願意由助理教授轉制為講師。他喜愛教學，於是同意轉制。過往他的職務是教學、行政、研究各佔約三份一，但減除研究工作後，教學量卻要增加一倍，否則要削減一半薪酬。最後，他增多一倍的教學工作，薪酬仍然調減10%。04年他的考績良好，獲較長的三年合約，薪酬可回復至未降薪前的水平，但始終不予實任。而對於實任的申請，校方曾知會員工，申請不由員方提出，而是管方視乎實任比例、員工年資後作推薦的。但問題是，莫說學系裡沒有明文規定實任員工的比例，即使整所大學的實任比例，員工也不知情。

　 他快要面對另一次續約，對能否轉為實任，已不存寄望。他指出，合約制容許校方有需要時隨時辭退合約員工，不需理由，也無申訴機制，但更大的傷害是，合約化可讓一些拉幫結派、用人唯親的領導，尤其是系內領導，操控員工甚至箝制學術自由。

　 他於95年以合約受聘，至今13年。他表示校方無實任機制，員工根本無所適從。大學人事政策模糊，曾提過實任與合約員工比例是8:2，但在他的印象中，調整比例並沒有通過任何大會，落實也沒有正式公布，現已不知確實的比例。

　 他任教的大學，合約年期也不長，一般是一、兩年。他說有同事申請升職不獲批准，換之而來的是年期長一點的合約，但校方基於甚麼因素決定合約的長短，是員工的工作量？還是校方的財政狀況？那麼校方要有多少儲備才視為財政穩健？他認為校方應說明。他指有同事由助理教授降為teaching instructor再降至visiting fellow，後來學校財政好轉，才升回任導師。他形容，不是實任員工，職級便有可能「上上落落」。

　 他表示合約制的重心在於方便管理，但後遺症是令敢說真話的同事「買少見少」。同事怕失去工作，轉校需重新計算年資，唯有變成"yes-man"，相對上，已實任的同事有保護傘，可以較「硬淨」。在他最新的合約中，便有條文指定須照顧學校的利益、聲譽，但到底評論社會問題，或其他院校的相類問題，算不算傷害所屬機構或部門，準則卻很含糊。

　 他指出，大學行政自主，要改變合約員工比例和待遇，應由院校做起，而現時大學維持這麼高比例的合約員工，是沒有必要的。他希望大學做一個良心僱主，即使合約員工，薪酬也不要偏離太遠。他更建議仿效星加坡培養人才的政策，為大學合約員工提供進修津貼，並簽訂較長合約以回饋大學，促進教職員的發展，從而提升大學質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