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近地區私立大學發展經驗
特區政府不能斷章取義


  政府在4月發表的《專上教育第二階段檢討報告》,提出發展私立大學,從而增加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升學的機會。然而,學界卻擔心,在資源與監管不足的情況下,私立大學會重蹈副學士的覆轍,觸發另一波的教育泡沫。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及和秘書長黃鴻超先後指出,世界許多先進地區,包括鄰近的日本、南韓及台灣,私立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數,均佔當地高等院校學生總數7成以上,遠高於香港;而且,世界不少著名大學也是私立大學,因此認為發展私立大學是香港未來可行的路向。究竟,鄰近地區的經驗,是否可以適用於香港,對香港又帶來甚麼啟示?

  的確,亞洲有許多著名大學都是私立大學,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南韓的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等。然而,日本與南韓擁有悠久的私立大學傳統,這些逾百年歷史的私立名校,一直與公立名牌大學並駕齊驅,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其辦學條件,與今天香港要發展的私立大學,實在不能同日而語。要評估私立大學的發展,不能只是參考名牌院校,還須看看整體私立大學的狀況。

資源不足 何以保證質素?

對於發展私立大學,政府除了表示會提供土地及一筆過的補助金外,就沒有其他具體承擔。香港培育一名大學生,每年成本超過20萬元。但以本地私立大學的叫座力,最多只能收取每年6-8萬元的學費。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單純靠學費的收入維持運作,私立大學的教育質素如何得以保證?

以南韓為例,優質的私立大學,如享負盛名的延世大學,學費收入只佔院校總收入的4成左右,其他經費則來自企業捐獻及教育以外的經營收入。但對於歷史較短、辦學特色不鮮明的院校,則難以吸引外界捐獻,對學費的依賴可以達到8、9成之多。由於投放在學生身上的資源不足,許多私立大學的質素未如理想,而運作的透明度也不高。

南韓三分一私大面臨財困

有見及此,政府甚至勒令一些院校停辦。如今,有三分一的私立大學面臨財政困難,情況令人憂慮。南韓的家長因而對當地的高等教育失去信心,只好用腳投票,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寧願把子女送往外國升學。據統計,人口只有5千萬的南韓,竟佔了美國海外留學生總人數的10%,僅次於印度和中國。

南韓政府對私立大學的投入極少,政府補助只佔院校經費的4%左右。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對私立院校的承擔較多。由1970年起,為了協助私立大學的發展,日本政府給予私立大學一定的辦學補助金,讓院校提升教學和研究質素,同時紓緩學生的財政負擔。此外又提供長期的低息貸款,讓院校改善設施及器材。政府補助金的多少,視乎日本的經濟情況而定,到1980年達到高峰,政府補助金佔私立大學辦學經費的29.5%。九十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不景氣,年補助金仍然維持在辦學經費的12.2%,但已令一些私立院校營運困難。加上近年又面臨適齡人口下降,有近4成私立大學收生不足,引起社會關注。

台灣私大與香港副學士如出一轍

至於台灣的經驗,更值得香港引以為鑑。近十多年來,台灣的私立大學急劇膨脹,大量專科學院紛紛升格成為大學。去年,台灣適齡學生的大學就學率,已達到97%,今年更有可能達到百分之百。單看數字自然十分驕人,但與此同時,院校的最低收生分數也年創新低。學額供過於求,院校為了競逐收生而漸漸犧牲質素的把關。再者,院校和學生數目雖然大幅膨脹,但政府投放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卻未見相應增加,教學的質量遠遠未追得上數量的增長。私立大學學費高昂,學位卻迅速貶值,畢業生欠缺認受性,完全無法滿足學生、家長及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情況與香港近年發展的副學士教育指標如出一轍。

無疑,私立教育曾對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但綜觀上述地區的經驗,私立大學的健康成長,需要具備足夠的社會條件,有適當的政策與質素保證機制配合,不能放任由市場調節,損害學生利益。副學士的危機源於發展過急、資源不足、監管不力,絕不能在私立大學重演。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鄭鍾偉上月出席「私立大學:舊的思維、新的泡沫?」的圓桌會議時表示,將來發展私立大學,政府定會「重質不重量」。對於這一點,政府還需要作出更實質的保證。

 
政府必須取消零資助政策

  當政府仍未發表專上教育檢討報告,宣布推動私立大學之際,多間社區學院已洞悉先機,各自公布加推自資學位和發展成為私立大學的大計,為副學士提供升學銜接的一條龍服務。

  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過剩,現時10個學位爭6個學生,院校難免要另謀出路,既要保住副學士的市場,也要讓畢業生升學有路,因此,多間院校已密鑼緊鼓,積極開拓自資學位和銜接學位的市場,甚至有意將新落成的社區學院轉作私立大學發展。

  就現時資助大學同時提供資助與自資學位的情況,張文光在立法會上要求政府交代對自資學位的監管,確保資助大學整體的質素和認受性不會受到衝擊。教育局在回覆張文光的質詢時並沒有具體解釋,只謂社區學院沒有獨立頒授本地學位的資格,它們通過院校自行評審的機制,便可以開辦自資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
自資與資助學位的質素與分辨
 以07/08學年為例,除理大、城大、樹大和珠海學院開辦的自資學士學位外,資助院校連同公開大學開辦的全日制自資銜接學位共1,629個(見表),院校要求申請人須持有副學位的學歷。儘管自資與資助課程收生各異,課程成本也相距甚遠,但畢業證書卻全無分別,公眾如何對兩類課程作出分辨?教育局的答案同樣是模稜兩可,重申不論有關課程屬公帑資助或自資性質,它們都必須通過其校內質素保證程序,以確保符合入學資格、課程質素和教與學水平的要求。

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卻一語道破:私大只能收取4-5萬元學費,扣除興建大樓的成本和上繳本部的盈餘,「剩下3萬元,與政府資助學士的18萬相比,除非校長是超人,我做校長就做不到」。
教育發展不能畫餅充飢,自欺欺人,政府若然執迷不悟,繼續沉醉於副學士的辦學思維,只會自毀長城,摧毀整體的教育質素。因此,政府必須改變零資助的政策,讓自資學士課程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援和資助,以免再製造另一批的次等課程和次等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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