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記者

　肩負作育英才重任的「教師」 (Teachers) ，除了年資和職級有別外，在大學內還再有等級之分，例如部分專責教學的老師，他們雖有教師之責，卻無教師之名，地位不受重視，成為大學內的弱勢社群。

　中文大學日前向立法會提交修例的文件，當中備受爭議的是教務會學生委員的產生辦法，以及中大條例中有關「教師」的定義。按照校方的建議，「教師」將由「職級屬副講師或以上的香港中文大學全職教學人員」，改為「職級屬副講師或以上......，而該人員為出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的教師職系職位的人士，或為接受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聘任為教師的職位的人士。」換言之，校內專責教學的各級（包括二級、一級及高級）導師則不在「教師」之列，而他們亦將無權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的選舉。

中大：正名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事實上，導師除了主力教學和導修等工作外，還有兼顧部分研究和行政工作，他們不少已取得博士學位，與負責教研和申請研究撥款等工作的教授職系人員，同樣為院校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據了解，中大導師通常是每兩年續約一次的合約職位，至於能否晉身教授職系，須視乎院校的政策、教員的意向及其研究與教學的表現，以及院系有否職位可供申請而定。

　中大員工總會估計，這群與學生關係密切，肩負教學任務最重的導師近500人，佔全體教學人員的三成。校方則強調，專責教學的導師只有三百多人，他們與教授級的職責不同，主要分別在於導師負責分擔教學職務，但在研究方面則沒有要求。有導師向本報解釋，雖然校方對導師的研究工作沒有指定要求，但卻有一定的期望。

　 至於導師在新修例中不獲正名的原因，校方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承認，導師一定是教師，但若給予導師享有與教授職系同等的權利，如參與系務、院務和教務的決策，對院校的學術發展和管治，將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當導師獲得正名之後，其薪酬待遇亦會作出相應調整。

議員不能為法例留白
　張文光曾就修例諮詢師生代表的意見，他在委員會上指出，工會對導師不被視為教師很有意見，也難以接受。儘管校方表示校董會日後可作修補，但議員在明知條文不清和具爭議的情況下，不能為條文留白。因此，校方必須解決導師正名和權利待遇不一致的缺口，而不是將爭議推卸給立法會。

　 除了中大因導師正名而觸發的爭議外，張文光表示，其他院校亦有出現「有教師之責，無教師之名」的例子，例如部分大學的體育教師，他們肩負教學和訓練等工作，但卻不被校方納入教學人員的編制，其教學地位不受重視，而薪酬待遇也有明顯差別，正如中大的導師一樣，起薪點較中學教師還要遜色。

　 副會長馮偉華也關注院校越來越偏重研究，而忽視教學發展的趨勢。數月前，城市大學推翻校內原有三層評核機制的決議，導致校內數十名合約教員未能按機制續約和升職，激發師生的強烈抗議和反對。馮偉華指出，事件中受影響的同事主要以教學人員為主，而校方亦計劃凍結教學人員編制，以聘用更多聲稱是教研兼備的教授職系人員。

院校重研究而輕教學
　事實上，院校重研究而輕教學的現象在香港相當普遍，院校表面上強調教學與研究表現的比重在表現評核中對等，但實際上是研究重於教學，因為研究表現關乎院校在爭取研究資源和建立聲譽有直接影響，而研究表現亦較易於比較和量化。在現有的撥款機制下，院校為求爭取更多撥款，有的訂明研究產量和質量指標，有的甚至以此作為合約教員續約的考量條件。

　 馮偉華強調，教研人員為研究和申請撥款疲於奔命，又要花時間與學生溝通，要做到教研兼優，談何容易？院校在「求名逐利」，為提升國際排名和爭取更多撥款之餘，也不能忘記教師在教育學生的基本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