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自主，豈能讓公義卻步？
教協會會長 張文光

　要知識創新和傳承，就必須要有學術自由；大學要有學術自由，就必須讓大學自主。可是，大學自主不是少數人的自主，不是少數大學管理層像大家長一樣關起門來處理家事的自主。少數人無限制的自主，就是多數其他大學成員的不自主，就是大學整體上學術的不自由。

　如果容讓一間大學的自主到這樣的一個地步：決定是否和一位學者續約，可以完全不按正常制度評估其工作表現，可以完全不理會其歷年服務的記錄，可以完全漠視其相關的學術著作，則我必須要問，這樣的自主，究竟是有利還是會危害學術自由？

 「瑕疵肯定不是恰當的字眼」
　在張信剛領導下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就是這樣的一所學院。在這次多名教員不獲續約的風波中，城大上訴專員的報告揭露了該校法律學院管理層的三大錯失：

一、法律學院人事委員會未有就個別教員的工作表現，完全填寫續約表格﹔
二、就教員申請續約時，沒有考慮教員過往的工作表現評核報告﹔
三、評核教員的學術表現時，沒有考慮他們的中文著作。

　面對這三大錯失，城市大學上訴專員的結論竟然是：「在程序運作上，確實有瑕疵及未盡完善之處。」顯然地，上訴委員會雖然揭露了法律學院的嚴重錯失，卻作出了一個輕描淡寫的結論，企圖為法律學院開脫。這個結論，連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秘書長張寶德也不同意，他說：「瑕疵肯定不是恰當的字眼。」

 程序令人質疑
　大學是教育和學術的重鎮，大學教員聘用和續約最重要的條件，是教學和研究的表現，其他都是錦上添花。作為立法會議員，我當然不應直接介入大學聘任個別教員與否的問題，立法會也從未質疑城大，為什麼不跟法律學院十名亞裔教員續約，我們只是質疑，城大法律學院的續約程序是否恰當，當中是否涉及種族歧視。立法會必須確保，城大作為一間大學，接受公帑資助，在聘用教員時必須有公正的程序和制度。

　但誰也沒有想像得到，城大法律學院的聘用教員政策，竟然是那麼兒戲和草率，決定與教員是否續約時，竟然沒有認真考慮有關教員在教學和研究上的表現。法學院不是超級市場，教員不是貨物，可以貨如輪轉，而不影響教學和研究的質素。事實勝於雄辯，法律學院的草率和魯莽，已經為城大帶來連串的醜聞和風波，已經讓城大的公信力受到深深的傷害，已經足夠讓人質疑，應否繼續讓城大這樣「自主」下去。

 干預自由 言過其實
　可是，城大校長張信剛，還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要矮化有關投訴，只當成是一小撮教員和學生，邀請立法會干預城大的學術自由。這個說法，實在是言過其實。城大漠視了自己法律學院的師生，為了爭取公義，而遭受的挫折和污衊。他們由於不能在城大得到公義，只好向立法會尋求社會的公義，何錯之有？立法會作為一個民意機關，關注城大解僱程序和種族歧視的指控，何錯之有？

　大學自主，要為了要有學術自由，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都是極重要的社會價值，公義所在，可是，自主如果危及學術，就是損害公義。城大不能以自主和自由的名義，袒護法律學院的嚴重錯失，最後弄至是非不分，風波不斷。

　我在立法會討論城大風波的會議中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立法會無意干預大學，但立法會有責任維護公義。當大學的公義不能完全申張時，立法會議員，就不能不說公道的話，做公道的事。公義無疆界，大學自主的高牆，豈能讓公義卻步，讓社會沉默，讓大學無聲？
　教協會兩次在立法會發言稿全文，可到www.hkptu.org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