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事件
折射公營部門管治失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正言匯社社長張超雄

　

　最近筆者與一群同事向理工大學校董會及管理層發出公開信，指出校方財政紊亂、投資失誤、管理不善和利益衝突等「九宗罪」，引起不少迴響。管理層理所當然高調反駁指控，被校方委託進行「獨立調查」的律師則向筆者兩度發出律師信。

　公眾可能一貫以為大學管理層個個教授、人人博士，人格自然高尚，故此輕視和「放生」大學管理問題，但人性貪念無分階級和知識水平，利益所在之處，自然是罪惡溫床。當從事科研的應科院能夠豪花18萬元「睇風水」、生產力促進局可以無故遺失五千多萬元的物資及電腦設備、高層享受雙重福利，還有旅發局的大花筒及用人唯親作風、負責推廣貿易的貿發局被指與展覽業界搶生意 ��，理大作為公營機構，每年獲得資助超過20億元，有責任確保和提高財政透明度，藉以向公眾問責，否則只會令大學淪為高層瓜分肥肉的獨立王國。

校董與院校高層的利益關係

　事實上，除了理大出版的年報之外，外界能從其他渠道獲得相關的財務資料少之又少，特別是院校的聯營或附屬公司，與負責監察校政的校董會竟然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令人關注當中可能涉及利益衝突。例如校方聯同4名校董成立公司開發中藥產品，理大是該公司的大股東，先後投資約二千多萬元，去年度卻以低價110萬元售予第三者，外界無從得知大幅虧蝕的原因、該第三者的身份，以及管理層與校董過去分別從中取得多少酬金等重要資料。此外，理大更有多份院校發展合約涉及關連人士交易，包括將兩份總值7億元的香港專上學院建築合約，批予一名校董所屬的公司，又向一間以校董為顧問的銀行，申請7億元貸款興建酒店。以上事例充分暴露校董與院校高層的利益共生關係，削弱了監察力量，對大學的良好管治必然構成損害。

　由於管理層理財不善，附屬公司的虧蝕嚴重，加上高層酬金奇高，投資高風險金融產品又錄得嚴重虧損，理大去年度錄得的綜合營運虧損已高達9億元，當中超過一半更屬投資虧損。為應付日常開支，校方開始向教學和科研資源開刀，規定不同學系和部門只能動用一成收入及儲備，其餘則供校方隨時動用。財政收縮令學系和部門不得不縮減研究項目、增加教學工作量及上課學生人數，更有部分員工被逐步辭退，嚴重影響教學質素和行政效率。

教資會監管角色被動

　在美國，公營部門的財政支出和行政效率由獨立的政府問責總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監管，該局直接向國會負責，有調查和監督權，每年獲得聯邦政府龐大資助。香港肩負類似任務的是審計署，但該署的資源不多，每年只能處理幾個公營部門的調查工作，而調查範圍亦相對有限。至於負責向院校批出撥款的教資會則非常被動，只要院校申明資金並非來自教資會撥款，教資會便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處之。

申報資料不公開制度形同虛設

　要加強院校的問責性，首要的必然是改革現行的申報制度。申報的精神原來在於將可能存在的利益關係置於陽光下，由公眾作出監察和事實判斷。不過，以筆者過去在理大擔任校董的經驗所知，即使有校董作出申報，有關資料卻不會公開，不但公眾無從監察，就連其他校董也無法索閱，令機制形同虛設。此外，校董會的會議及會議紀錄皆應公開。當然，做好申報並不代表可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因為該人仍有可能影響校董會的決定，因此更徹底的做法應是避席及與有關決定及資訊絕緣，但這仍難完全避免有關資訊的輾轉流傳，影響合約競投的公平性。故此，要避免利益衝突，最理想是乾脆解除潛在的利益衝突關係，例如校董的公司根本不應競投院校的建造項目，除非他事前已辭去校董職務。

　自從政府在社福機構推行整筆撥款制度，社會服務趨向商業化，機構由於自負盈虧，均會興辦各式各樣的生意，當中牽涉不少金錢利益。作為受資助機構，涉及不少公帑開支，落實有效的監察機制實屬必要，情況就如大專院校，沒有適當的制衡，只會助長歪風。不論規模大如大專院校，還是小如殘疾人士自助團體，人性的貪念始終存在。

權力不受制衡員工不受保障

　所謂槍打出頭鳥。筆者在理大只為合約員工，這次揭示校政流弊，所冒的風險比以立法會議員身份批評時政，高出何止一百倍？作為半個公眾人物，筆者可能尚有一點位置不平則鳴。權力沒有受到監察和制衡，絕大部分人只有被迫成為沉默的一群。這次理大事件正是政府反省的良機。若香港再不珍重一貫的程序公正，那麼禍及的又豈只大專教育？我們準備回到黑暗的六十年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