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萍:教師的謹慎責任Duty of Care(終篇)

各位上網找這份判詞看,四項裁決如下。一,原訟法官並無犯錯。從鎖定的事實推出結論,原訟法官比上訴庭更恰當,上訴庭不應干預。二,一個合理的人,或負有「擬家長」身分的教師如被告,在1986年不一定知道哮喘病發會帶來損害。因為不存在「可預見性」,所以不構成疏忽。 三,教師不應因未能及早召救護車而受責。四,學校不應因未有向教師提供學生的病歷而受責。最後兩項是項二的邏輯推論。看後若覺得理應如此,那你對普通法開始有「感覺」了。

此外,上訴庭在判詞中附帶一「非正式提示」(per curiam),指出: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種法律上的特定關係,無論後者的年紀有多大,這特定關係都不能解除。由於我們的法制屬普通法體制,這附加意見對我們是有影響力的。這提示是法官回應辯方律師替教師與學校辯護時,從相關的先例撮取原則,嘗試為「擬家長」這法律責任設一16歲的年限而提出的,但上訴庭三位法官一致否決。由於探討的內容與教育工作無直接關係,暫且按下不表。

這個案確認了教師的「擬家長」責任,而且不限學生年齡,所以目下值得廣大教師們關注的是「負責任的程度」(standard of care)。本土的教育法律長期備受忽略,莊耀洸律師可說是「先行者」,曾著文:〈學校的法律責任與疏忽〉,收在《廿一世紀的學校領導:持續與創新》一書中。另外,有〈戶外活動〉一文,輯於《社會福利與法律應用:溝通與充權》。教育界對普通法的理解不足,往往是搜尋案例,以歸納法整理出那些「行事」會構成疏忽,這種處理方式忽略了要從個案去理解「法律原則」,可能會捨本逐末。其實學校及老師的謹慎責任並不是絕對的、無瑕的;老師只要能檢視過可預見的危險,並採取合理措施照顧學生,免他們受到「合理地可預見的」傷害,就可以了。當然要強調一點是:客觀地看,是否合理。

當然,更高的原則是倫理原則。教育工作是對人的工作,我們對生命要如抱著「生雞蛋」一樣地小心翼翼,人的寶貴性命應比個人或組織的榮辱重要。曾聽過,有機構建議:校內發生有死傷事故時,不應流露哀傷之情,甚至不能身穿素服以表哀悼,以免間接承認疏忽。我認為這是過分自私而沒有必要的行為,是泯滅了人性根本的物傷其類的天性。

我對突發事件有以下幾個粗疏的建議,旨在拋磚引玉。一,遇到危急事件時,首要考慮是學生的生命安全。二,守則不宜背誦緊跟,要理解步驟背後的邏輯,要有心理準備在危急時須隨機應變。與性命攸關的,一定要召救護車。三,向病童的家長建議,若有特殊需要,可考慮把「救命咭」掛在學生身上,讓老師知所應對。四,突發事件發生時,要保持冷靜,對一些重要元素,如「時地人」等有足夠的敏感度。事發後,盡早作一時序紀錄,但千萬不可作假,亦毋須湊合內容到「天衣無縫」,真誠行事才是王道。

僻壤農村,孟子所述的「孺子入井」的惻隱之心,是一種道德感召,你不施援手是沒有法律後果的。今天普通法的理念是,現代社會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彼此是以「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維繫,所以有「鄰舍原則」(neighbor principle)的概念,而民事法中的「疏忽侵權」是以法律為工具把鄰舍原則規範起來,教師的「擬家長」責任是這原則的伸延。當然,社會學者會指出,今天的香港社會已浮現不少「後現代」的特質,個人主義的彰顯的確是衝擊著現代主義的鄰舍原則的。未來,普通法會如何應對社會的變遷?「標誌性案例」(landmark case)會是指向。我們要從這種歷史跨度去理解普通法案例,才明白到這種法律制度擁有一種能與社會變遷進行辯證互動的活力。有清晰的視角才較易從萬象紛陳的現實看到事物發展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