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二十一)
刑事法律制度:「鎮、肅、反」的歲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新聞發布會上不止一次對國際媒體申明:「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一貫依法辦事;中國沒有異見人仕、沒有政治犯,中國只有犯罪份子」。洪磊一再提醒國際媒體該更好了解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刑法除了維護社會治安、防止及懲罰犯罪份子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維護及鞏固新政權。因此,有別於現代意義的刑法,新中國的刑法政策更注重實現政治目標,而非服務刑事法律。了解這道理,我們便明白為何到今天中國總有數之不盡的犯罪份子例如高智晟、郭飛雄、劉曉波、倪玉蘭、譚作人、劉賢斌、李旺陽、許志永、伊力哈木、曹順利……

實際上,中國從1949年建國,到1979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出台,整整30年刑法完全只有靠刑事政策施行,而並沒有國家法律意義的刑法。建國初期,刑事基本政策是所謂「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根據這基本政策,執行方式有鎮壓式的「殺、關、管」,當中又引出寬大的「少殺」、「慎殺」、「死緩」、「勞改」等具體指引內容。於是,新中國的刑法特色是「政策即法」,但政策往往比法律更有效力,更管用,當然也更嚴酷、更具任意性。因此,在建國初期的例如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運動中,當時的鎮壓式刑事政策便以其極殘暴及血腥的執行方式發揮了鞏固革命政權和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這種經新政權實踐證明有效的手段,其後於1956年黨八大會議被確立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政策最後在上述1979年《刑法》明確規定下來,在民間廣為人知的說法便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今天中國大陸在宣揚構建和諧社會之際,主張「寬嚴相制」的刑事政策,正是從建國初年所謂「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演變而來。

1951年2月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反革命條例》後,據說直至5月底,全國共逮捕反革命份子150萬人,處決了其中50萬人,當年內「殺、關、管」各類反革命份子共300萬人,被認為基本消滅了土匪、特務份子、惡霸份子、以及反動黨團中的堅決反革命份子(見《1949-1976年的中國:凱歌行進的時期》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8-113頁),當中不乏基督徒、知識份子、地主富人,及所謂出身成分不好者等。

然而,究竟誰人才算是反革命份子而要受到鎮壓?既然沒有國家刑法定義的「反革命」罪名,則如何決定誰人是反革命份子、該受到「殺、關、管」的制裁?據《凱歌行進的時期》,人民政府十分依靠羣眾,鼓勵號召人民羣眾揭發檢舉反革命份子的罪行,由是「得到人民羣眾的協助,東北地區到1951年8月,共收到羣眾檢舉反革命份子檢舉信件16萬件,上海市超過3萬件,河北省羣眾協助政府逮捕反革命份子1,394名」(112頁) 。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刑法中「反革命」罪已被廢除。然而,「鎮壓反革命」的餘毒從來沒有在中國刑法中消失。刑法是鞏固和保衛政權的工具,刑法按照刑法政策施行,人民羣眾除了是刑法「鎮壓」的對象,必要時也是被利用作鎮壓與鬥爭的工具。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