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萍:教師的謹慎責任Duty of Care(四)

2011年全球估計有二億多至三億人患哮喘病,約有25萬人死於哮喘。哮喘病可以致死?!耳邊即時響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小鄧那甜美溫潤的女聲,若非英年早逝,相信今天還有更多好歌安慰我們的寂寞心靈。哮喘的最終病因不明,它其實是人體的免疫系統過分活躍的一種「呈現」(presentation),患者接觸到某些「致敏原」(allergen),氣管突然聚集大量免疫白血球,呈現急性發炎,引致呼吸道收窄,黏液分泌過多而阻塞氣道,種種嚴重後果與及死亡是因為失救缺氧引致。現時有國際級別的NGO推動「國際處理哮喘措施(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今天民眾對這病是有較多的認知的。

「知情而合理的人」(informed reasonable man)是一個普通法常用的概念,意即客觀地把事件清楚鋪陳在明理而不偏頗的人士的眼前,他得出的結論是會與法官的一致的。我眼前的諸位都是「知情而合理的人」,看完這篇你是否與上訴庭有一致的結論?

上訴庭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是事件的「合理的可預見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這是辨別疏忽和意外的關鍵原則。若事情發展下去,後果是不能預見的,那當然是意外。若後果是可預見,而「負有謹慎責任的人」不採取積極行動去干預,便是疏忽。上訴人的大律師指出,哮喘病人在嚴重病發時,他的感覺是可以等同在泳池遇溺或被膠袋套著頭一樣,以為自己快斷氣,合理地謹慎的教師應有這樣的認知,能判斷到眼前的景況是否已到危險關頭。再而,有另一位老師在原訟庭作供時提及,他知道「走廊的冷空氣會使夏的情況變壞」。而對布太太更不利的是,同期間有另一位老師為另一位哮喘病發的同學召喚救護車,而正是這一輛車給夏同學先用了。上訴人的大律師以這幾點確認布太太疏忽。

上訴庭第二法官羅西質疑,在1986年一般民眾是否知悉哮喘病發可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當年的布太太是一位57歲的家政科老師,不是已受訓的醫護人員,以上對她的要求是否合理?在1986年這些要求是否合理?

10:45中六班來到班房,布太太一方面要安頓剛到的學生,另一方面要安撫一位哮喘病發的學生的情緒,設法移送她到會客室。留意,家政室與實驗室類同,都是有較多潛在風險的教室,教師不應隨便放下學生離開。前來協助的是一位男同事,他還要猶豫:挾著一個16歲的女生到會客室是否得當。布太太從來不知道哮喘病發會有如斯嚴重的後果。她作供時亦清楚說明:無論是否事前知悉夏同學的病歷,都不會改變她採取的行動。

第三法官喼臣引述專家證人白醫生(Dr. Partridge)的證供:哮喘病發的處理有四階:舒緩患者的情緒;協助及鼓勵他使用吸入器;讓患者指示救援的方法;至危急時召喚緊急支援。教師要到甚麼時刻才有責任去召喚救護車?教師總要清楚見到有高危的情況才會行動。在這個案,當情況到達此時,一切都已變得太遲,回天乏術了。再而,更關鍵的一點是,家長或主治醫生沒有通知學校:夏同學剛轉了新藥,遇有呼吸困難便要為她召救護車。

白醫生同時指出,學校對幾種學童常有的疾病,例如:哮喘、糖尿病和癲癇(epilepsy)的認知很不足,是延誤救援的重要原因。1988年一個後來更名為「全國哮喘運動」的NGO透過教育署長給所有學童派發一單張「Asthma at School」,講述有關這種病的資料。1990年更積極推動政策:鼓勵患者帶著一張由主治醫生填寫的「哮喘咭」,英國全國三萬所學校有一萬四千間響應。

這個案發生在1986年!時移世易,1986年布太太的行事不算疏忽,到1988年之後,以前合理的便會變得不合理了。我在《篇一》提到「既浮泛而具實質」的普通法原則便是如此。原則是「事件的合理的可預見性」而非布太太的行事。下篇討論剩下來的「附加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