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二十)
刑事法律制度:「鎮、肅、反」的歲月

80年代中國踏入改革開放時代,重開法院,重建律師專業,及人民檢察院等機關後(當然還有公安),體制上初具刑事法律制度。按現代法治社會的共識,刑事司法目的除了審訊涉嫌犯罪者,還有確保公平的司法程序、彰顯司法公義、保障基本人權的目的。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程度衡量一個社會的法治水平。

中國官方一貫的說法大意是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刑事法律制度,為依法治國提供法律依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等。在中國共產黨93年的歷史裡,各時期刑事司法的實施又是怎樣?

1928年中共在江西近湖南的井岡山開始發展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色政權,實質是上割據。據說當時的革命政權亦建立了初步的刑事法律制度,包括頒布不少刑事政策、法令、訓令、指示等。較具代表性的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等。同時也設立稱為裁判所的司法機關、監獄、勞改所等。然而,這些設施真的代表我們所理解的刑事司法制度嗎?

前年去世的高華教授在他的鉅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於中共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時期的「肅反」運動(時為1931至1932年間)過程有詳盡描述。包括肅反、鎮壓反革命、打土豪處決地主等慘無人道的酷刑及殺戮,也有強佔田產房地屠殺農民等,不問情由、也沒有正式審訊程序。著名的例如所謂肅反「ΑΒ團」(ΑΒ即反布爾什維克,即蘇維埃政權)的整肅運動,往往只憑子虛烏有的懷疑,便將整批整批的黨員或革命同志處決,場面怵目驚心。中共一位開國元勛劉華清,官拜中央軍委副主席(198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被譽為中國海軍之父,14歲參加中共紅軍武裝革命,1932年還不到16歲,差點在江西蘇區因被懷疑反革命而送命。且看他自述:

「1932年4月的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抓起來了。

……突然來了兩個縣保衛局的人,二話不說,扭着我胳膊就走,我問為甚麼抓我,他們不說,到了縣保衛局,我大聲質問:『為甚麼抓我?』他們說:『你是反革命、改組派!』根本不容我爭辯,就把我關進了禁閉室。那時叫『局子』。

……我被關進局子後,見滿屋都是人,光線暗,開始看不清是誰……四月天氣,晚上很冷,可是誰都沒有被蓋,我在局子裡整整關了三天,沒有人和我說話,也沒有提審我。可是,屋子裡的人,每天都有被提審的,有的回來了,有的沒回來。大家都清楚,沒回來的,肯定凶多吉少。

第四天,抓我的那兩個保衛局的人來了,叫我跟他們走。我那時不滿16歲,從沒見過這陣勢,很害怕。……我現在面對的,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戰友,是同志,我不知道該怎麼表現堅強。心裡亂得很,只好默默地跟他們走。……審訊室裡,意外地坐在主審席的是徐寶珊,我在縣軍區指揮部時常給他送文件,我年齡小,他也喜歡我,見到我他似乎也吃驚:『你也是反革命?』我說:『不是!』他說:『這個人先別審,送回去吧。』就這樣,我算完整回到局子裡。

我不是反革命,沒有被殺頭,也沒有遭受嚴刑拷打,我暗暗慶幸,長吁了口氣。……

這段時間,『肅反』仍然沒停,有時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大批忠於革命的干部和優秀的領導同志,一個個被加上『改組派』、『ΑΒ團』、『第三黨』、『取消派』等罪名,慘遭殺害。『肅反』運動大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損害了黨的威信,也嚴重挫傷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回想起來,只能說,這是一種恐怖而愚蠢的自殺行為。」

—《劉華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4-17頁)

中共刑事司法歷史的第一頁以絕對的暴力開始。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