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萍:教師的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三)

夏案的原訟法官要澄清三個互相關連的問題:誰人要負責任?要負多大責任?堅實的答案要立基於確認的事實,即呈堂而確認了的證據與證供。民事訴訟的「取證標準 standard of proof」,與刑事案的「毫無合理疑點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要求不同,只要是51對49便能判定誰是誰非。但,當「事實」有兩個版本時,法官接納那一個,亦要依循恰當的法律原則。

再者,法官的睿智顯示在,容或案件的拼圖中存在著缺塊,若他的判決能立足於確認了的「事實」,以及從這等事實合乎邏輯地推出結論,那便是堅實的裁決了。由於上訴庭維持原判,即夏同學的上訴失敗,所以從上訴庭的判決可以同時了解到原訟庭的審判。上訴庭基本不再審理「事實」,而只檢視原訟庭裁決時是否有錯用法律原則或曲解證供,她處理了兩個法律問題並提出一個附加意見。

第一個是有關「納證」的。若法官眼前有兩個說法,他以那些原則作取捨?在原訟庭上,醫生指出:若救護車能早到4至5分鐘,則夏同學的大腦損壞可能得以避免,所以布太太在甚麼時間意識到要召喚救護車,繼後在甚麼時間行動,這兩個時間是決定她是否有疏忽的關鍵。意識到有危機而延宕召車便是疏忽。

初審期間,面對提訴人的大律師盤問,布太太曾兩次提到,在碰到彭先生時,即約10:30,已覺得情況危急,有召救護車的需要。但矛盾地,在她給夏同學的便條上清楚註明的時間是10:40。當時夏同學的情況還算強差人意,可以在10:45有意識地走出班房,即情況未危急到要立即召車。若接納前者,而布太太到11:11才召車,除非她能提出充分理由,否則便很有可能是疏忽。上訴人的大律師質疑,原審法官為何會接納文書證據而放棄在法庭上新鮮熱辣的供詞。留意,質疑的是「納證」原則,而不是那張便條上紀錄的事實的準確性或真偽。準確與真偽等問題是「事實」,歸原訟庭負責裁判並已確定。

上訴庭主審法官史汀認為原審法官的「納證原則」沒有犯錯。他有責任,亦有權限去判斷那一證據是「優質的of superior quality」,他選擇事發當日明確書寫下來的便條(contemporaneous note),而非事發八年後的記憶,這種納證原則是刑事案件常用的原則,無可非議。常人的記憶在八年後,那會準確無訛?反之,當場的紀錄,還有學校有規律的生活習慣,上下課的鈴聲,總令教師們對時間較敏感,而更好的是當時布太太的確有記下時間。初審法官的選擇是有理據的。

再者,原訟庭容許兩方律師盤問涉事的一干人等,法官有機會「聽其言,觀其行」,他對各人的觀察其實是一種無形的佐證,在初審的判詞中他提到,他相信布太太是一個關顧學生,滿有愛心的老師。我們亦常聽到法官指稱某人是一個「可靠的」證人等等。在判斷那一證據「較真確」,甚而從證據作出推論這等問題上,上訴庭實在不能亦不應越俎代庖。基於法庭確定的證據,原訟法官相信當日,布太太在10:45時仍未有強烈的「危機感 cause for serious alarm」,所以當時未有召救護車不能說是她有疏忽。

參照《篇二》,為夏同學輸氧的救護車在11:11到校,專家認為若早到4至5分鐘,即11:06前抵達,則悲劇得以避免;而根據兩輛救護車到校的時間計,需時10至14分鐘。依此推算,召車的關鍵時段是在10:52到10:57的短短5分鐘之間。按上一段的確認證據,到10:45時,布太太仍未感到有召車的需要,事後孔明可以指責布太太錯誤判斷,但原審法官認為:一個「知情而合理的人informed and reasonable man」不會譴責布太太疏忽,特別她在庭上曾作供說:她不知道哮喘病發可嚴重到引致大腦受損。這帶出上訴庭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 -「可預見性 foreseeability」,這亦是判斷是否疏忽的重要因素之一。下回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