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萍:教師的謹慎責任Duty of Care(一)

對教育工作者而言,普通法中最惹人懸念的是教師有「擬家長in loco parentis」的法律身份。生育率超低的今天,兩人照顧一個小孩都教人感到吃不消,一般中學有近千學生而教職員總計不過百,前後對比,學校的教師又怎能「像家長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樣地」去關顧眼前的所有學生呢?究竟有沒有一些客觀標準可以讓教師作個參考?答案是:沒有。

聽來很駭人,但大家不妨細心想想,家長照顧孩子是否有客觀標準?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這些標準總會因家長所屬的社會階層、自身的價值觀等等主觀因素而有顯著不同,很難寫就一套普遍適用的標準。不過,我們心中又隱隱然有一些尺度;再者為求達到某些普世而公認的準則,政府會透過立法規管公民的行為,例如,家長不能獨留子女在家中,僱主不能聘請童工,還有強迫入學令等等。於是,雖曰手中無劍,但看來心中卻要有劍。更要留意的是,這些尺度總是隨著時代而不斷變更,即,這劍竟然是越來越「鋒利」的。我仙遊的老爸總愛說:他自有記憶開始,每天都要騎在牛背去放牛,「背起書包上學去」是從來都沒有過的想像。他與民國同年,是一整個世紀前的僻壤村童。那些年,誰人對他有謹慎責任?

往下幾篇剖析一個個案,讓大家揣摩一下這把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得鋒利的劍;從而亦讓大家掌握到,普通法提取的法律原則的那種既「浮泛又具實質」的特性。此外,亦會提醒大家在學校碰到突發事件時,要執行的一些及時而必要的工作。再而,會提到初審法庭與其他高級法庭的任務有甚麼不同。

先把案情 Hippolyte v. London Borough of Bexley略述。意外發生於1986年1月31日,而上訴庭在1994年11月23日審結家長代表女兒的上訴,前後超過八年時間。這漫長的歲月對涉案的老師而言,頭上總頂著一把鍘,日子一定很難過,而花樣年華的女兒從此成為植物人,父母的痛苦可以想像。無論哪一方,整件事都是夢魘。不過,眾人的痛苦經歷卻為廣大的民眾釐清彼此的法律責任,亦把意外和疏忽較清晰地辨別開來。

案發當時,16歲的夏同學(Hippolyte)在公營的河畔學校(Riverside School)就讀,學校位屬倫敦市百事利區(Bexley)。上課時,夏同學哮喘病發,她多次使用自己的吸入器(inhaler)都無效,值課的老師幾次建議她立即回家,她都堅持留校,到情況繼續惡化時,只得安排她到校長室及召喚救護車送她到醫院。不幸地,於送抵後,她終因缺氧而導致大腦永久受損。

初審法官的判決指出,在事發的每一階段,涉事的幾位教師所採取的行動都是合理的(reasonable),學校亦沒有疏忽(negligent),他們對夏同學行使了足夠的謹慎責任(duty of care)。

但由於法官在判定的事實中,指出:若救護車能早到4至5分鐘,則夏同學的大腦損壞可能得以避免。就著這項事實判定,夏同學的家長代表她提訴學校及值課的老師的確有疏忽。首先,涉案教師未能謹慎行事(act with due care),及早召喚救護車。而學校的疏忽在於:沒有事前知會老師該生的病歷,並於事發前不久曾因哮喘病數度入院。

上訴庭三位法官聽審,並分別撰寫判詞,下文會根據判詞內容,講解上述提到的四項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