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緊急處理台灣殺人案
教協就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聲明

2019年4月16日

去年二月,台北發生一宗涉及港人的謀殺案,及後涉事的港人疑犯回港後被捕,由於香港及台灣沒有引渡協議,令疑犯至今未被移送至台灣接受審訊。及後,特區政府表示有意修改《逃犯條例》,以處理相關的「法律漏洞」。

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廣泛市民、商界和各國駐港機構都對政府有關決定表示強烈憂慮。特別是修例後打開中港兩地引渡疑犯的大門,讓內地政府引渡港人至內地受審,由於兩地法治系統和保障人權的情況大為不同,令人擔憂此舉將嚴重衝擊本港法治及人權上的保障。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強烈反對是次修例,認為政府在缺乏諮詢下倉促修例,容許內地政府引渡港人至內地受審,不但對港人權利和自由帶來嚴重衝擊,更將嚴重損害國際社會對本港法治和保障人權的信心,影響深遠。教協同意當局必須盡力把台灣殺人案的兇徒繩之於法,可是事發至今超過一年,當局遲遲未有處理犯人移交問題,除了未有理會台灣方面的請求,亦沒有運用現行機制,透過附屬法例方式在立法會審議,以個別案件方式移交逃犯。因此,現時疑犯仍未被移交至台灣進行審訊,責任全在特區政府,亦令人質疑政府當局以台灣殺人案為藉口打開中港引渡之門。

台灣殺人案非修例理由

政府一直強調這次修例是為了解決「台灣殺人案」,但台灣當局已多次表達對修例的疑慮,甚至抗拒。當地立法院已於3月12日通過一項議案,要求「陸委會及法務部應積極與香港特區政府協商,以適用範圍僅及於台、港兩地間之協議,務實解決個案引渡之需求」;更甚者,陸委會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更指當局去年曾三次向港府提出司法互助請求,但特區政府未有回應,更拒絕會商。

當局一方面強調修例是回應「台灣殺人案」,但一直未有積極與台灣當局商討。而涉及疑犯的洗黑錢案亦將會在4月29日判刑,修訂《逃犯條例》難以遠水救近火。若特區政府目的是為了處理台灣殺人案,為何不與台灣當局積極商議處理方式,反而要透過引起極大爭議的修例方式處理事件?

諮詢嚴重不足

政府一直聲稱,是次修例是要堵塞現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法律漏洞」。誠如大律師公會所指,現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是緣於立法機關於1997年審議條例時,基於兩地司法系統有根本性分別及內地過往在保障人權方面的紀錄而刻意作出的決定。這個條例經臨時立法會也沒有修改,是對香港人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避免港人在香港被移送至內地審訊,更非政府口中的「漏洞」。

修改這兩條沿用20多年的條例影響甚廣,事關重大。可是,是次修例的諮詢工作極不充分。由政府於2月13日公布修例建議起,當局並未有就有關修例建議舉行任何地區諮詢會,即使容許市民以書面提交意見,也限於19天內,諮詢時間倉促為近年罕見。立法會在成立法案委員會之前,更只有保安事務委員會進行過一次討論。

教協認為,政府是次處理的修例內容影響重大,卻未有進行正式諮詢,令人質疑當局刻意迴避市民監察,倉促通過修例,做法令人遺憾。

內地「公平審訊」成疑

根據政府現時向立法會提交的條例草案,有關修例將會引入「特別移交安排」,讓特區政府與沒有簽訂移交逃犯及相互法律協助安排協議的國家進行「一次性移交」,當中包括中國內地。社會大眾以至商界對此安排感到擔憂,緣於對兩地司法系統存在極大差異,而中國內地司法制度未能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在司法程序中,「公平審訊」(Fair Trial)是對所有被告的一個重要保障,這個機制確保所有被告均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司法機關負責審訊、擁有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擁有申請保釋的權利和在一個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審訊,讓被告的權益在無罪假定原則下不會受到損害。

內地的司法審訊與本港制度存在極大差異,港人普遍缺乏信心,不得不使人擔心若港人被引渡內地受審後,是否能夠享有如同香港司法制度下的保障,不會被屈打成招。以內地維權律師王全璋為例子,他在2015年被捕後杳無音訊,一直過了三年半後才上庭受審,曾聘用的律師,不是被威迫退出,就是被捕;到正式開庭,又被當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閉門審訊,最終在今年一月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四年半。王全璋在庭上有否充足機會答辯、控方所提的證供又是否合理,公眾完全無從得知。

政治檢控「非政治化」

此外,當局雖然強調在「特別移交安排」下,現時根據《逃犯條例》第5條「對移交的一般限制」和第13條「移交令」,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5條「拒絕協助」當中的幾項原則,包括「涉及政治性質罪行」、「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等將不會移交的安排將會繼續適用在「特別移交安排」之中。

可是,正如2011年內地藝術家艾未未便被當局指控逃稅而被秘密關押81天、繳交高額罰款,以及扣押護照;2013年,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因籌備出版流亡美國作家余杰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被當局拘禁一年半後,法院於2015年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姚文田監禁10年及罰款25萬人民幣。以上兩個例子中的當事人都不是被內地當局以「政治性質罪行」控告,但兩宗案件均被廣泛質疑為基於政治目的的檢控。

不排除內地以境外犯罪為由申請引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而「特別移交安排」又適用於「在香港可就其判處超過3年的監禁或任何較重的懲罰」可進行逃犯移交。教協憂慮內地當局有機會以某香港居民「境外犯罪」為由——即使他未曾到過內地——而要求引渡。若出現此等情況,中國法律變相同時在香港生效。

法庭把關能力有限

面對社會的連番質疑,當局表示法庭有把關角色。然而,法律界人士已經指出這個說法是有誤導的。法庭的所謂「把關」其實只是檢視由要求引渡一方發出的文書是否資料齊備,包括該人所犯何事、有何證據、是否正式簽署的公文,以及特首是否已簽具「證明書」等等,若有關引渡要求沒有涉及政治罪行,而文件中的資料正確,法庭就要批准。法庭無權自行審議這名被要求引渡的嫌疑人是否真的犯了要求方所提述的罪行,或該等證據是否充分。

因此,當局在未有考慮兩地司法制度差異的情況下,隨意加入移交逃犯機制,容許內地政府引渡港人至內地受審,是罔顧港人權利及安全的危險做法。

外國在中外引渡條約中享有更大的拒絕移交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指出,中國與30多個國家簽署了引渡協議,當中包括法國、意大利等歐洲民主國家,因此無需過分憂慮內地與香港訂立逃犯移交安排,這是誤導的說法。以現時政府建議的「特別移交安排」與這些國家與內地簽訂的引渡機制相比而言,便發現香港的移交安排十分簡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引渡條約》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意大利共和國引渡條約》(下稱「中法引渡條約」及「中意引渡條約」),除了包含香港現行法例有關「涉及政治性質罪行」、「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不引渡外,被請求方更可因「有充分理由認為,請求引渡目的」是基於以上原因而拒絕引渡,換言之,被請求法庭不但只是純粹檢視請求方的文件是否真確及齊備,更包括檢視檢控理由會否隱含以上目的;《中意引渡條約》更容許被請求方「如有充分理由相信,被請求引渡人在請求方就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曾經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懲罰」便可拒絕引渡申請。這兩項條款都比香港法庭擁有更大的審批權力。

另一方面,《中法引渡條約》更訂明「如果被請求引渡人具有被請求方國籍,應當拒絕引渡。該人的國籍依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發生時確定」。換言之,一個法國公民在中國境內犯法後回到法國,中國不可要求法國引渡,因為疑犯被指犯案時是法國公民,中國按條約只可把犯罪證據移交法國,由法國按自身法律決定,在必要時對國民境外行為進行刑事訴訟;《中意引渡條約》的機制更為簡單,「雙方均有權拒絕引渡本國國民」而無須任何理由,但請求引渡一方仍可向被請求方提交相關的證據、文件供請求方「根據國內法提起刑事訴訟」。

【總結】

教協重申,修訂《逃犯條例》對本港影響深遠。政府提出的修例令港人有可能因此被引渡至內地接受缺乏公平審訊的司法程序,損害港人權利及自由,更嚴重損害國際社會對本港法治的信心。就此,教協在此要求特區政府:

  1. 立刻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2. 緊急處理台灣殺人案,包括盡快就台灣殺人案與台灣陸委會和法務部的代表一同商議對策,或把修例範圍收窄至只適用於台灣地區或加設日落條款等,務求將犯案者繩之於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