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十三)
重建法制:體制改革的困境(一)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李克強在中共十八大當選國務院總理後的記者會上有這樣的發言:「我們將忠誠於憲法,忠實於人民……以對法律的敬畏、對人民的敬重……建設法治政府,尤為根本是把法律放在神聖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我們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同時,習近平也宣稱:「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法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多麼動人的演說!領導人可是真心誠意相信他們自己的說話?

1982憲法頒布前後,黨內外都有不少言論指憲法不應只是一紙宣言,憲政的確立才是立國之本。現實歷史境況中,「改革開放」成為基本國策之下,很多人都意識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要說憲政不可能實現,連改革開放也將面臨重重困難。前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新世紀出版社),曾談到在80年代他曾經思考過經濟及政治體制改革,述及從人治到法治、司法獨立、民主、輿論監督、反貪腐等諸多議題,他又談論到政府權力高度集中,官員不受監督,經濟開放而黨繼續壟斷權力致衍生錢權交易的種種現象等(見原書〈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當年深感憂慮的社會危機,其後都以倍數應驗。

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確曾推行了一些和政治改革,包括加強人大制度、廢除領導人職務終身制、擴大基層選舉等。80年代中期,更一度大膽地倡議黨政分家的體制改革之說,當然1989年以後一切都無疾而終。那年代被形容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來思想最自由開放的日子,黨內外知識界的開明分子曾雀躍地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出諸如「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改革是為了發揚和保證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證人民民主」等重大命題。這些今天看來帶點「敏感」的理念,在今天大陸互聯網上可能隨時被除的文字,在當年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期間,倒還得以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自由討論。

前文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是體制改革倡議的重大挫折,影響深遠。儘管至今中共黨內要求體制改革的呼聲仍然存在,但領導層由「江李」、「胡溫」至今天的「習李」,都視政治體制改革為畏途,採取竭力迴避的態度。到今天,隨著黨內權貴階層及與政權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既得利益集團逐漸形成、鞏固、政治影響力增強,他們本能地對有可能觸動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極力抗拒,自然也對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法治發展)所可能引致的權力再分配深感疑懼。結果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三十年多來沒寸進,嚴重滯後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如今已經到了一個更積重難返的地步。

一位大陸學者曾對筆者表達他的感慨,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比北朝鮮更為艱難:後者只有一個金氏皇朝和朝野的走卒附庸獨據江山,要拿掉不那麼難;如今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中國,國家早已由最少上百勢力龐大的黨、政、軍、經利益集團把持,勢力覆蓋範圍盤根錯節,還未算其它更多較小的集團,位位「磨牙吮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令他們放棄既得利益,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