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之 十一
重建法制: 1982憲法(一)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經過1980年四人幫特別審訊,此後30年,中國開始探索憲政之路。當日通過電視向國人示範的一場刑事審訊制度,隨日後更多的立法自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今天我們回頭細看,會驚覺今天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30年前的那場特別審訊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差異。一方面是黨管司法的實質仍然牢牢不變,亦即是說司法不獨立。其二是刑事審訊沒有無罪推定的原則、被告人沒有緘默權,被告人的辯護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更為嚴重阻礙法治發展的因素,莫如至今律師在體制內仍然遭受到的種種限制,輕則是來自官方包括公檢法的壓力,重則對律師個人極殘酷的打壓,許多事例是不少具正義感和勇氣的律師因而身心備受摧殘。在當年特殊歷史條件下,特別審訊也許有向國人示範警惡懲奸的作用、宣洩人民對文革極左派的憤恨,當然也有利於建立新領導人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對於法治建設而言這場四人幫世紀大審訊並沒有太大的歷史意義。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主要在經濟領域上進行。在法制重建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1982年新憲法的頒布實施。多年來,大陸學界主流意見認為1982憲法是新中國四部憲法中最好的一部憲法 (前三部分別是1954、1975及1978憲法) 。1982憲法是否真的是最好的憲法仍存有爭議,在此不贅。說到底憲法只是一紙公文而已,法治的建立關鍵是憲政的實現: 我們關心的是如何實現依據憲法原則基礎和憲法所規定的制度,建立以此為中心的法治秩序及規範(norm),然後按此而形成國家秩序,即憲政。

1982憲法事實上是延續1954憲法修改而成。1982憲法其後於1988、1993、1999和2004年分別作出了修正。1982憲法第二章33至56條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第35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37至39條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及住宅不受侵犯,和40條的通信自由。以上各項條文,都是有鑒於文化大革命對社會和公民造成的嚴重破壞傷害,因而在新憲法內對基本人權原則加以確立。

中國這先後四部憲法,都是和30年來中國的政治發展變化分不開的。就公民自由和權利而言,1978憲法第54條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至1980年9月第五屆人大第3次會議,通過取消上述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至1982新憲法,則連「罷工」權利也不再包括了。而且在大約同時間,針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稱為「北京之春」的民間討論民主與自由的運動,北京拆卸了著名的西單民主牆,又全面禁止自建國以來便盛行的「大字報」。 須知在當時極度匱乏的物質條件之下,任何個人若要公開發表言論,寫大字報公開張貼可算是唯一的途徑。此外,取消罷工權利是奪去工人維護權益最有力的手段。

於是,八十年代便是在這樣矛盾的環境之下開始: 一方面國家積極開展「改革開放」政策,然後是國家據說有了一部最好的憲法,承認了若干公民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公民權利卻比上一部憲法更倒退。現實上,政府拆掉西單民主牆、禁制言論自由、發動反自由化運動、打壓異見人仕,都是赤裸違反新憲法的政策。1982憲法的承諾並未兌現,也最終沒能紓解民眾由來積累的懣憤 (也間接成為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導火線),八十年代終於以一場悲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