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十)
改革開放前夕:法制的重建(三)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四人幫特別審訊在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有沒有特殊歷史意義?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習李新政府已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建設法治社會。這官方主導理念並非新事物。前文提到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的發言,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到1997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至1999年依法治國方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13條正式載入憲法,然後是2002年中共16大後,胡錦濤也嘗重申全面推展依法治國方略,至此,依法治國,建立法治社會的原則,儼然成為每屆政府例行公佈的國策方針。在中國,與「法治」對立的當然是「人治」,更具體說是「黨治」。四人幫特別審訊示範了法律形式下的黨治。

首先,特別審訊表面上按照國家新頒佈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進行,是有法可依的刑事審訊案。實際上,特別審訊由開始至結案判決都是黨國最高層主導及拍板的一場表演。1980年9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已定出特別審訊方案,然後由彭真向政治局委員宣布已查清10名主犯的「罪行」,包括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權、誣陷迫害國家領導人、迫害致死、策劃反革命武裝判亂等等,其後各起訴書共列出達48項控罪。中央內部(包括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元老) 決定,起訴書內羅列的罪行,不能牽涉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過錯;犯罪事實必須與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劃開;起訴書只能針對罪行,不得涉及路線問題、不涉及工作上的錯誤,及黨紀、軍紀、政紀的問題。吳、黃、李、邱判刑可輕但罪不能減 (四名主犯旋即於判決後不足一年獲保外就醫,與家屬生活起居一概由地方政府負責),而且一審即終審,不能上訴。

按黨內決定,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決定如下:「鑒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特別重大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特作如下決定:一.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檢察起訴。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只消看從開首經已定性的「決定」,再由上而下主導法庭和檢察組成,這場審訊有多公正也不必有過多期望。難怪10名主犯之一的李作鵬在其回憶錄中慨嘆審判既已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被告既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實際上不用開庭審判,被告已經被判決了。(《李作鵬回憶錄》下卷765頁;香港北星出版社) 這四位的回憶錄或傳記內,都不約而同指審訊不公和辯稱自己是代罪羔羊。

其次是審訊的公正。 特別審訊由開始起,全國上下一面倒的輿論審判已鋪天蓋地進行。法庭內,被告的代表律師被限令辯護不得針對控罪,因此,律師只能步步為營地根據證人的供詞和其它證據,對控罪在極有限的範圍內作申辯,例如只能軟弱地指出證據的瑕疵,或證據不足以支持嚴格法律定義下的控罪,或辯解某些罪行是上級命令下不得已進行等。更嚴重是當被告提出傳召證人或要求出示證據時都被法庭一概拒絕,被告人經常受到來自審判長 (即法官) 的嚴厲質詢,和打斷發言,令被告感到庭審中的對手不只是檢控方,還有嚴酷的法官。這是一場未審先判、審訊是純粹形式,為向民眾宣示惡人獲誅的表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