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九)
改革開放前夕:法制的重建(二)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1980年底稱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審訊又稱「特別審訊」。林彪是中共史上戰功彪炳的軍事領袖、解放軍四野司令、開國元勛、授元帥銜,文化大革命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八屆11中全會上由毛澤東提名為指定接班人,寫進了中共黨章裏。1971年林出逃死後,他的親信相繼被逮捕,包括近年分別出版回憶錄的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黃永勝等四人(號稱林彪四大金剛),這些早於井岡山及長征年代在黨內冒起的軍事將領,被捕後大部分時間都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特別審訊受審。和「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加上陳伯達江騰蛟,共十名主犯。

特別審訊對於研究60年來中國法制發展有特殊意義。當年看過四人幫審訊的電視觀眾都會對江青在法庭上的表現印象深刻。從正面來看,特別審訊在某些方面確是實現了若干現代法治的規範。在當年的歷史條件下,這場審訊表面上為法治前景帶來一點曙光。首先,特別審訊是按照1980年剛生效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進行。當時主犯面對的控罪是新《刑法》下的「反革命罪」(今天已廢除),表明檢控是按照國家法律,有法律依據,檢控是有法可依。其次,新的《刑事訴訟法》訂立律師及庭審辯護制度,被告人有權委託代表律師,或者選擇不具備律師資格的個人協助自己辯護。這兩項制度規定,是現代法治的根本基礎。經過了30年無法無天的歲月,中國的確是向有法可依,及承認嫌疑犯辯護權利邁出了第一步。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特別審訊開始之前,政法部門給主犯指派辯護律師參加庭審。司法部從北京、上海、武漢、西安調動專職或兼職律師18人,成立律師小組。律師在開審之前,也獲得檢察方提供案件起訴書及卷宗,與及和當事人會面。讀者也許會感到奇怪:難道辯護律師連檢控方的有關文件也不能看、連跟當事人會見也不允許?我們必須理解,這些在法治社會理所當然的權利,在1980年的中國已經是重大突破,算得上是史無前例的現象了。

據當年曾被指派代表江青的張思之律師透露,當時江青並不願意接受由政府指派的律師。據說江青曾表示希望委託周建人(即魯迅/周樹人的胞弟),周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及政協副主席。後不成功,江青又轉而屬意李敏(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亦不果。一番折騰後江青最後拒絕律師代表。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反映出當時被告人選擇律師的權利和自由還算得上受到尊重。

其次是律師團成員們合作無間。據張思之律師回憶:審訊中檢控方用以支持控罪的主要事實共有約二十項,經過律師團隊的努力爭辯,最後法庭裁定只有7項事實得以成立。這除了顯示律師努力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特別審訊過程中律師得到頗大的辯護空間。然而,當時的律師真的擁有我們所期望的、真正符合法治原則的辯護自由嗎?

據張思之律師透露,辯護律師由始至終是在領導的指導下工作,包括兩項重要訓示:律師辯護一不能針對控罪,二不許反對控方提出的事實。此外,辯護過程「須有利於審判工作的進行」。當時由彭真主持的政法機關,負責監督律師團的工作,除上述指示外,律師團直接由政法部門王汝琪司長領導,包括開會討論案情、指令律師撰寫辯護詞、呈交初稿作查閱、討論、修改、定稿,最後由司法部黨組審核後報該案辦公室作審定。因此,連律師的辯護詞也是在黨各級領導的「指導」下完成的。

且不論這「黨領導律師」的具體內容是否令辯護變成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意義是,雖然特別審訊象徵法律制度的建立,但是這場世紀大審訊也正式開啟了此後中國司法由黨領導、政法機關管理律師、及辯護權不能對抗公檢權的嚴酷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