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之八) 改革開放前夕: 法制的重建(一)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於蒙古都爾汗墜機身亡。林彪事件起因乾坤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有一點也許是史學界的共識,即是林彪與毛澤東的決裂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也從此令到當時全國的所謂「批、鬥、改」陷入死胡同。雖然毛澤東其後於1972年借題發揮地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及批判「修正主義」,但文化大革命至此已呈強弩之末。由林彪的死至毛澤東健康轉差,中國社會內部的政治生活開始出現一線轉機。例如1974年4月,中共中央下令不得再有成立群眾戰鬥隊或跨地串連等組織,等於禁止紅衛兵一切活動和群眾武鬥,及下令離職幹部返回工作崗位;學術界方面,例如北京大學,此前一直被中央文革小組監控的處境,也稍有改善。

約於1974至1975年,即文革後期,中國開始重建被砸爛的公檢法體系的工程。恢復已關閉多年的法院,重建破壞殆盡的法制,是一個緩慢又艱巨的過程。

重開法院,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缺乏「人」。除了50年代的法律專家絕大多數早被劃成「右派」,被下放各地幹著與法律不相干的工作,還有在政治運動不絕的60年代中斷的法學教育,很多優秀的法學家要不是仍然戴著「右派分子」高帽,便是被關進「牛棚」,被「看管、批鬥」,還有無數青年學生於文革期間被分配到農村插隊落(又稱上山下鄉),令法律承傳出現嚴重斷層。70年代中,法律專業人才凋零落索,重建法院制度便只能利用當時既有的公檢軍人員湊合組成。例如地方政府一向負責治安事務的幹部,也有來自部隊(解放軍) 的轉職人員等,這些質素參差的法律工作人員,就此被委以籌建法院的工作。儘管這任務是如何艱辛,由70年代中開始,中國總算慢慢從自建國以來無法無天的陰影走出來。

由於亟需法律人才,文革結束之後,中央政府發出一份名為《67號文件》,要求舊日法律人員「歸隊」,即是將二十多年以來被解職、打倒的法律人員重召回自己的專業。也有為數不少的青年學者投考研究生,目的是為了把失去了的學習歲月掙回來。

文革後,中國法制建設過程中除了面對法院荒、法律人才荒,還有最根本的是法律荒。直至70年代末,中國除了有《憲法》,便只有《婚姻法》、《土地法》,和1979年通過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缺少法律,即國家無法可依。無法可依國家便沒有法治。至此我們自然理解,1981年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後原有制度及法律維持50年不變的構想,只是不得已的權宜之策。以當時偌大的國家卻只有5部法律(立法)的現實,香港則有約一千部法律條例,加上普通法豐富的案例和完善的法制,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要想行使中國法律無奈地也沒有法律可供行使,也沒有法院執行司法。

1980年中國審判四人幫。下文將會分析這宗世紀大審訊的意義及啟示。先談當年剛生效的《刑事訴訟法》,當中規定刑事案被告人有委託辯護律師的權利,開了中國法律承認被告人辯護權的先河。據說當時全國約有不足一千位律師(至2012年全國有超過22萬位律師)。然而,由八十年代至今的30年,律師辯護權是否得到保障落實了? 且看四人幫審訊中一段對話:審判開始時,庭長江華禮貌地問江青是否需要律師,江青語帶哀怨地反問:「甚麼是律師?」江華庭長便清晰扼要地給江青解釋刑事辯護律師的作用。江青再問有了律師是否她便不用到來(提訊),回答是不可以,這時江青便大嚷:「我不要律師!」

這宗30年前的四人幫大審訊給了我們最少兩點啟示:刑事審訊須公開、透明,和尊重被告人的辯護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