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蹣跚在法治建設途上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一般公認是中國告別近30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開啟改革開放的新里程。但是法治的建設是否便從此踏上坦途?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出現了一個令人莫名其妙的說詞:「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卻多加一個似是而非「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的前提,等於是有條件、有限度地承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法治原則。這種表面上不大顯眼的限制詞,和今天主管香港特區事務的人員習慣用「按照基本法保障香港法治、公民自由、人權」的說法,豈不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認為,香港人有必要從中理解其語言文字隱含的奧妙,更重要的是汲取大陸的歷史教訓及提高警惕。

前文曾論及中國引入前蘇聯法,但引入蘇聯法的過程事實上從未完成。和蘇聯法學不同之處,是後者早已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具備了各類法典。然而中國除了憲法外,直至文革前夕,民法、刑法、行政法及司法制度等仍然一概付之闕如,還加上有政策高於法律、黨大於法、以搞運動鬥爭來解決權力配置的中國特色。按毛澤東所說的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外部矛盾即敵我矛盾,靠鎮壓;人民內部矛盾,靠協商。於是,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鎮壓反革命條例》將反革命份子判以「勞改」(註:非近日所談論的勞動教養、又稱「勞教」);人民內部若發生矛盾便由群眾來調解,例如通過所謂居民委員會等組織。中國不需以法律和法院來解決社會矛盾。直到70年代文革後期,中國完全處於法學界所稱的法律虛無主義之中。

今天我們也許很難想像長達三十年沒有法律的中國社會是如何走過來的。回顧歷史,通過暴力(或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的政權為了維護政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管治手段上必然表現出三點特徵:崇尚暴力、突出政治和強調意識型態。加上一黨專政及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中國自然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相輔的政權。據說1958年8月在北戴河進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劉少奇問毛澤東中國是搞「人治」還是「法治」,毛澤東明確回答「搞人治」。毛還說「我們靠一年開幾次會、發幾個決議」便行。於是在沒有法律之下,社會的秩序及運作便靠領袖「最高指示」,還有各級領導的指示、講話、決議、電話,或「兩報一」(即文革期間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及社論等。領導說的便是法,黨意志大於國法。有諷刺當時的情況說是,工業沒法律便學大慶,農業沒法律便學大寨;產品採購與銷售不必合同,靠指令;農民種甚麼、怎樣種、插秧收麥的時間、農產統一收購、連莊稼株距行列都是按計劃,只要一個命令下來便必須照辦,違反了將受到行政處分或政治批判。當然也少不了文革期間的挨受批鬥班、學習班等。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說的「人民自己的法律」到底在哪?「人民自己的法律」有甚麼地位?當黨的政策和領導人的指示比法律更高更有凌駕性,當法律之上還有更高更具終極約束性的黨法,則口號式的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還有何意義?

進而讓我們思考香港特區的境況:當某位代表中央政府的人物告誡特區,指特區法官不了解中國;當中宣部所指揮的香港媒體指特區面臨「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當基本法委員會某些成員出言「該出手時便出手」;當特區政府一再動用「人大釋法」這終極武器時,也許是他們正在告知港人:香港人只能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