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無法無天的60、70年代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張耀良

經歷自1958年連續三年「大躍進」運動及「人民公社」後的中國,60年代初國民經濟稍喘定。中國曾短暫有過重建法制的跡象,例如在1962年重啟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和繼續仍未完成的刑法起草工作。部分城市曾有限度地恢復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即日後律師的前身)的制度。然而不久又來了「四清運動」和「社教運動」(即1963年開展新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指在農村「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等),這場荒唐又極具破壞力的政治運動,再次打斷法制重建。結果,恢復立法和法制的工作又停止下來。同時,外交上中蘇關係決裂,中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連帶已發展超過十年仿傚蘇聯的新法律體系也遭受衝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幾乎整個國家的架構體制,包括僅餘仍未完全掉的法律體制,都在瘋狂的政治運動中受到徹底破壞,包括當時極左思想指公檢法是以黑線為主導,鬥爭矛頭直指所謂「砸爛公檢法」,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制度自然也不能倖免。

文革前夕,北京大學一則小插曲,也可以反映當權者如何利用法學界作鬥爭工具。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 (成員包括康生、江青等權傾朝野替毛澤東執行文革極左路線的一撮人) 批判吳唅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歷史劇,要求北大法制史學者挖出明代清官海瑞的判案「黑材料」,北大張國華教授等組織一些年輕教師和研究生進行研究,把能夠找到海瑞的判案整理出64個案件,得出結論是海瑞判案剛正不柯,嚴格依封建法辦事,引起中央文革小組不滿,批評為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張國華教授於是拒絕再從事海瑞研究,結果他在文革中慘遭批鬥。

從文革至大約1978年間,中國出現了一個既沒有法律依據更沒有憲法基礎的組織,但卻比任何具有法律依據或憲法基礎的政府機關擁有更大、更凌駕性的權力,令人聞之喪膽、談虎色變的組織,名為「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的命名來自毛澤東。最先起於1967年1月,上海爆發所謂「一月革命」(又稱「一月風暴」),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在全國全面奪權。革命委員會由各地造反派成立,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為名,目的是奪取地方黨政機關權力。全國各地大規模有組織地發生群體武鬥,群眾攻擊各級政府及文教機關,破壞社會一切正常活動,逐漸地全國秩序陷入失控局面,國家實際上瀕臨內戰狀態

那時候的革命委員會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國家政法機關。在沒有法律也沒有法院的日子,革委會便是一頭集公檢法大權於一身的怪獸,但實際的權力卻比憲法下的公檢法或任何政府機關更大。例如它只須在任何子虛烏有甚或無中生有的罪名上加上「反革命」三字,便可以治任何人以任何罪,諸如「反革命走資派」、「反革命兩面派」、「反革命黑幫分子」、「反革命污蔑偉大領袖」、「反革命裡通外敵」、「反革命煽動」等,便可以對任何人行使司法權力。革委會的權力可以說是無限的,比任何地方政府機關或黨委更大,在革委會的管轄範圍內,一切都是革委會「說了算」。在國家法律真空的狀態之下,他們行使公檢法權力時,便只有常態性的肆意「查、抄、逮、關」,由濫施嚴刑,或無限期關押,至執行處決,一切都是憑這些由造反派組成、目中無法的革委會決定。

1976年,隨著毛澤東去世及文革結束,歷經苦難的中國,終於可以再出發,認真思考法治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