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50年代:新中國法制發展及夭折(三)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新中國建國早年,始於曲折發展的歲月,直到文化大革命國家瀕臨崩潰邊緣。歷史走了一個大圈之後,最近閉幕的中共十八大,國家領導人循例「強調」法治的重要性。我們且看半個多世紀前的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的發言:「當前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就是要依法辦事。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方面,要趕快把國家尚不完備的重要法制規定出來,另一方面,凡屬已有法律規定的,必須遵照執行。對於那些故意違反法制的人,不管他現在地位多高,過去功勞多大,必須一律追究法律責任。此外,還要適當加強司法機關和檢察機關的組織,加速進行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逐步建立公斷制度。」見《中共八大文獻》。

歷史的諷刺是:董必武的「法治論」話音剛落,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治」便如火如荼地進行。

1953年3月,史太林逝世。蘇共黨內肅清史太林勢力運動悄然展開。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史太林。 同年,蘇聯法學界開始對維辛斯基的法律理論進行批判。換言之,踏入50年代中,蘇聯國內已經開始反思及逐漸走出舊日的法制觀及模式。然而在中國,法律仍然維持著一套史太林時期的框架:法律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是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及鎮壓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工具。

1957年中共展開「大鳴大放」及隨後的反右運動,全國文化界包括法學教育,遭受到廣泛而前所未有的摧殘。本來,直到50年代中期,國家正在逐步成立人民法院。國家制定法律的工作,亦是一直沒有停止下來的。法律教學也在進行著,除了北京的幾所高校提供法學教育之外,中國不斷派遣學生前往蘇聯學習法律。但是當鳴放、反右運動開始之後,無數法學家被劃為右派,受到殘酷迫害。當時的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因為主張「一切都要有法律,一切都必須依照法律」,而被劃為極右分子。政治運動下,一切制定法律的活動都停頓下來,學院裡的法律學習變質為政治學習。漸漸地法律讓路予政治運動。在法學院裡,談政治政策無妨,強調法律的作用則會受到批判。且看當時法律系所編的教學資料《政法工作》:

  • 第一章「黨的領導」、
  • 第一章「群眾路線」、
  • 第三章「調查研究」、
  • 第四章「正確處理人民矛盾」、
  • 第五章「對敵鬥爭的方針政策和策略」 。

明顯可見,在當時的局面下,法律教育中「政」與「法」是不分的,「政治」先於「法律」。學法律,得先講政治。法律學已經沒有意義。

反右運動席捲全國,繼之是1958年「大躍進」,作為新中國法學先驅的人民大學法律系終於被解散,法學人員被發配各地單位,幹著與法學不相干的工作。北京各高校被解散,部分人員學生被送到南方去辦「五七幹校」,或下放各不同單位等。與此同時,成立不久的法院也被廢止、解散,法官被遣散,國家法律實際上「名亡實亡」。中國開始此後二十多年沒有法院或法院制度的法制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