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 前蘇聯法的陰影(二)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讓我們從幾方面看前蘇聯法學思想對中國的負面影響。特別著名的是列寧的一句名言 「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深刻地影響中共領導層對法律的理解。今天看來,當年列寧的話,豈不是早已解決了其後多年的「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
前蘇聯著名法學家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認為,法是商品交換的體現; 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會創造出令法律賴以高度發展所需要的社會關係條件,因此,當資本主義被消滅後,原來法的 (資本主義) 社會關係將不再存在,即是說法將失去它所需的存在社會條件,而剩下來的將只有技術規則而已。 換言之,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之時,亦是法的消亡之時。
帕氏的理論被大陸史學界稱為引導出社會主義時期法律虛無主義的理論。帕氏的理論,曾經受到50年代初蘇聯法學界的推崇,同時也對中國法學思想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實際上,他的理論等於宣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再需要有現代意義的法律。 難道我們會忘記,在50年代聲稱社會主義改造已完成後,中共領導人得意洋洋自命「無法無天」的名句嗎?事實很明顯,按照帕氏的理論,新中國政府既然認為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則法已經沒有存在價值了。即是日後被稱為的法律虛無主義狀態。
再加上影響極大的維辛斯基的階級鬥爭法學理論,主張法律階級性的觀念,50年代新政權下的中國法學,在廢除原國民政府建基於「六法全書」的法統之後,國家法律幾近於真空,結果只能以俄為師,法律內容、形式連同法學教育,便全然是一套簡單照搬的蘇聯模式。今天我們回頭看,但見一代的中國法學人,把當時蘇聯法作為不可置疑的教條全盤接收。早期中國的法學觀,內容充斥空泛僵化的意識型態語言。於是,一套蘇共政治意識型態,夾雜簡單空洞的法律術語,成了中國法理的基礎。新中國承襲了上述前蘇聯的原教旨主義法理觀,確立了國家對法律佔有絕對首要地位的原則,視國家機關為法律的創立者,法律是統治階級(以共產黨為代表)意志的呈現,是國家權力的簡單工具,是對階級敵人進行鎮、肅、反的合理性的依據。按照這理論延伸,公民的權利通過法律形式由國家賦予,並且要求人民相信這些權利是國家賜予人民的「禮物」。這種法理觀,初看起來雖然既粗糙又幼稚,但在思想和意識型態上,也在實踐上,卻能加強了人民對立法者(即國家專政機器)的依賴性。然而更甚者,既然國家可以通過法律賜予各種權利,則同樣也可以「不」賜予各種權利,更可以擅自通過法律限制或取消任何權利。
且看2007年,人大(即我國的立法機關)委員長吳邦國惡狠狠地告訴香港:「中央給予特區多少權利,特區便有多少權利。不存在剩餘權力」。當時個別法律界愛國人士附和說:「特區的權利既源於基本法,當然便是中央政府賦予」。當然,特區個別愛國人士是不會問:「然則中央政府的權力是誰賦予?」在國家專政機器壟斷下,習慣依賴國家機器的人民,相信了公民權是國家的賜予,是不會爭取也不懂得何謂法律保障公民權的道理。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吳邦國的立場是準確反映中國立法機關的法理觀的話,則基本法下的香港,不也是隱隱然活在前蘇聯法理的陰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