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學術自由天空

教協報記者

編者按:
學術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香港對學術自由的保障卻是紙上談兵,連對學者職業保障和公平解職等國際公認的基本原則,至今還未能在制度上反映出來。緊隨學 者集體聯署捍衛學術自由後,張文光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要求政府立法保障學術自由。本報節錄了發言的內容,而本會將繼續與學者們研究各項捍衛學術自由的 工作。

中聯辦插手干預特區事務愈來愈明顯,由懷柔統戰到強勢施壓,由地下協調到地面指揮,更由政治干預到入侵學術領域。眾所周知,中聯辦負責執行中央的旨意,其在香港的影響力,比特區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中聯辦官員說話舉足輕重,經梁振英當選特首一役,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比誰都深刻明白。

郝鐵川作為中央駐港官員,竟然不顧身份,無視基本法承諾,連學者的調查研究也要過問,更令人擔憂的是,這 是中央干預學術的先例,特別是「黨報」期間鋪天蓋地,發動對學者們的人身攻擊,甚至扣上「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和分裂國家的帽子,若 然不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也應該知道有關的政治含意。中聯辦與「黨報」對學者們的口誅筆伐,像香港式的文革,令人不寒而慄。

大學校長反應令人沮喪

大學校長的反應也令人沮喪,面對強權干預學術,學者受內外圍攻,意欲造成校園的寒蟬效應,竟然沒有一人可以堅定不移地站出來,捍衛大學的學術自由,維護院校的自主,穩定教職員的人心。幸而,大學知識份子仍有學術自由的堅持,633位學者的集體聯署,強調學術自由必須珍而重之,不容權貴肆意威嚇,於無聲處聽驚雷,讓人警醒,讓人振奮。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闡述,高等院校必須自主,才能享有學術自由;被譽為教育人權的《利馬宣言》提到,「大學自主屬制度性的學術 自由,��大學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而不致受到國家及商界利益的壓力」。然而,這些國際公認,捍衛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至今還未能在香港以法律形式體現出 來。

保障職業穩定的基礎

立法會研究部於07年的研究顯示,英國和紐西蘭早於八十年代,已透過人權和教育等法令,立法保障學術自由。反觀香港,除《基本法》提述「各類院校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這一句外,並沒有其他本土法例再說明,為學術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利馬原則》強調:國家不但不能干預高等教育機構,同時亦有防止社會其他力量干預的義務,而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更應設有保障教師和研究員穩定和安全的職業制度

大學教職員工會自99年開始,一直爭取跨院校的獨立申訴機制。然而,政府和大學卻不斷阻撓,每當涉及學術的爭議和校園風波,教職員往往只能訴諸集體行 動,或借助立法會的公開渠道,在校外尋找公義。在合約制的枷鎖下,教職員被迫忍氣吞聲。儘管合約制在英國和紐西蘭亦是主流的聘用模式,但兩地的院校在僱傭 合約中訂明:教員享有學術自由權利,而院校的內部解僱及申訴程序,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及公平原則。

反觀香港,只有科大將學術自由納入教員的僱傭協議中。立法會研究部曾去信查詢院校會否考慮在僱傭協議中提述學術自由,結果教院和浸大明確表示不會考慮,中大、港大和嶺大不置可否,而理大和城大更不作回覆。事實上,學術自由並不是維護學者的「免炒金牌」,對於教員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也有一定的規範。《利馬宣言》確認學者在不受干預執行教學工作之餘,須接受公認的教學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限制。同樣地,院校自主也不能罔顧公眾利益,淪為大學閉門造車的擋箭牌。

免於恐懼的自由

人權無貴賤之分,捍衛學術自由也不應有資助或自資院校之別。因此,政府應盡快參考國際公認的準則,如就《利馬宣言》的原則進行本地立法,而院校亦應訂立 政策,確立實任聘用制度,將學術自由的精神納入教員的合約內,確保學者不受干預或歧視,享有教研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國內異見學者余杰出走美國,他早前接受訪問時慨嘆離開是艱難的,但得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身上學到的,「就是要說真話」。 余杰的說話令人感慨萬千,香港能否在中國境內,在中聯辦和黨報的夾擊下,繼續享有學術自由的天空,需要社會和大學同心堅持和勇敢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