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課室的多元聲音 梁恩榮博士:「政府觀點只是其中一個觀點」

本報記者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梁恩榮博士手執教鞭超過40年,大學主修化學,順理成為中學的化學老師,後來,負笈英國及澳洲,轉攻公民教育,轉型大學教授,成為本地公民教育的首批推動者。

他面對肅殺的社會氣氛,仍堅持發聲。可惜,他眼見公民教育的空間越來越少,他自2011年開設給教師短期培訓的課程「公民教育:國民及道德教育」,近日收到課程被取消的消息。課程風評良好,學生平均評分都在3.6分以上(4分為滿分),上年仍收取過廿位學生。他坦然對突然取消的決定感到「奇怪」。

身處荒誕的社會,他仍堅持教育者需要討論,尊重多元觀點。回首接近40年的公民教育,記憶猶新。

從化學老師投身公民教育

梁畢業後,於英文中學任教,發現學生因為英語能力不足,無法升學。他建議校長讓學生可選擇用中文考試,校長回絕請求,因語文政策下,英文中學難讓學生用中文應考,反而建議他用「simple English」教學。他明白政策重要,轉而推動政策改造教育,幫到更多學生。

梁其後積極以教師身份,參與民間團體。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提及「公民教育」,他道:「中二時,有一科叫公民教育,去到中三時被改名變成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公民教育」從60年代開始消失,時至80年代,重新出台。

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

「政治化」一詞,社會上避之則吉,他又有另一個理解,「政治被污名化,只涉及權力和利益」,他認為「公民教育」與人權、民主、法治等概念分不開,需要與政治拉上關係。英國70年代將投票年齡下降至18歲,社會討論如何教導學生了解政治和投票,衍生強調「政治啟悟」的公民教育。
1985年,第一份公民教育指引面世,但有滲入不少德育及性教育元素。時至1996年,時代使然,他亦有參與編寫新指引,以民主、人權、法治、國民和世界公民為主題,成為政治教育雛型。

「香港從來不重視公民教育,因為科目跟升學無關。」

他笑說:「意大利開國際會議,有中亞的學者拿著香港的公民教育指引,來多謝我,說指引寫得好好,他的國家會用來參考。」他一臉無奈,寫得好的指引,卻不是必修科,指引注定是放在圖書館的一角,無法提早令學生變成公民。

前教育署官員都不甚了解公民教育,他憶述在教改時代,參加學校活動,跟一位督學談起公民教育,他說學校已經有學生會選舉,這不就是教民主嗎?梁認為民主不是只談選舉,而是包括大家互相鋪陳理據,尊重彼此意見,再作判斷。

2001年政府出版的《學會學習》再次將德育、性教育等引入公民教育,導至公民教育「再非政治化」。

香港變成如斯的田地,他認為是沒有積極推行公民教育的緣故。他認為政府有太多的「言語藝術」,市民根本上就不甚了解,讓政府蒙混過關,不斷的民憤累積,結果變成大爆發。
「2009年的通識是公民教育的分水嶺。」通識原意配合全球化下的經濟轉型,梁認為科目成功訓練學生思考和討論,除了應對經濟需要外,亦達致公民教育的效果。

政府觀點只是其中一觀點

紅線不斷收窄,禁區越來越多。梁眼中通識科被打壓,「現象不理想」,甚至坊間有建議改作選修科,只會令通識科失去效果。

教育局長楊潤雄於9月17日《議事論事》訪問中,指課堂可討論國安法應否立法,楊認為:「無論老師個人立場如何,都要向學生解釋為何中央、港府會做一系列工作,為何需立法」。梁也認同老師需講出政府的觀點,但「官方講法是其中一方的觀點,亦需要有不同觀點、論證和反映的價值。老師都有責任指出,某些行為有法律責任,需要學生注意。」

對於如何在課堂上與學生講解具爭議議題,梁指出老師於討論的時候,需要提出正反的觀點,資料需要有不同的取材,詢問學生的立場,最重要是提出理據,而不是表態。老師亦可有立場,也可分享意見,但要強調自己的意見只是眾多觀點之一,要使學生明白,重要的不是誰的立場,而是立場所建基的理據、論證和價值是否紮實。他笑說:「老師就算不講,學生長時間接觸老師,怎會不知道他的立場。」他認為老師最重要的責任是教導學生多元批判思考,而非灌輸。

「重視多元開放,言論和學術自由,保持專業,保得幾多得幾多。」近日,有名校遇上退學潮,他認為家長擔心社會變得單一和封閉。面對紅線,他引用《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當公眾意見分歧時,應教導學生尊重不同的立場和觀點。」

他不希望課室和社會只剩下一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