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與民意研究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筆者於2012年2月5日,出席由高等教育關注組舉辦的「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公開論壇。之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邀請筆者在《教協報》撰文,與教育界同工再次分享感受。筆者於是把自己在論壇上發表的部份意見,更加詳細說明,另起題目與教育界同工分享。

筆者十分喜歡「教育界同工」的稱號,因為在學術自由的領域,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都需要學術自由的保護,而所「教」所「學」的原材料,都是學術研究的成果。

在論壇上,有台下學者申訴,她身為副學士課程的老師,不是大學教授,沒有從事學術研究,於是連「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資格都沒有,當然沒有學術自由了。

論壇之外,又有大學教授撰文,謂學術自由的最佳保證,莫過於嚴格的終身教席考核制度。因為有了終身教席,教授就可以暢所欲言,不愁大學以言解僱。

對於以上申訴和論點,筆者不能苟同。筆者認為,學術自由的最終目的,就是用來保護人類知識的產生和傳遞,而知識的產生過 程,不一定來自擁有終身教席的大學教授,甚至不是來自在院校工作的「學者」,因為不少出色的知識分子,都沒有在院校工作。相反,不少擁有學術銜頭又在院校 工作的「學者」,或者甚麼「榮譽博士」、「榮譽院士」之類,根本不配做知識分子。

因此,筆者認為,不論是否在院校工作、不論是否擁有終身教席或者學術銜頭,只要熱愛真理,真心從事知識的開發和傳遞工 作,都有資格享受學術自由。教育界同工、專上學生、研究助理等等,亦應作如是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人人平等,人人為自己的工作和言論負責。校長和院長等 雖是行政首長,要為學校的運作和發展負責,但他們不應亦不能為個別同工的研究成果負責,反之亦然。這是學術與非學術活動在本質上的差異。

不過,觀乎專上學界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首先,學術機構開始重視排名,於是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放到形象 工程和資源競爭方面。形象工程方面,學生成績、論文數量、以至傳媒曝光、師生國籍等,都變成宣傳工具,本末倒置。在資源競爭方面,不少活動都以金錢掛帥, 與市場掛勾。認真討論學術自由、大學傳統和知識分子責任的活動,可謂寥寥無幾。

以筆者熟悉的民意研究工作為例,本地學界、香港社會、以至兩岸四地的華人社會,當今最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具國際視野的專 業操守,和開展跨學科的專業課程,累積人才和知識。可惜,基於種種原因,本地學府的民研活動,仍然是山頭割據、各有各做,完全沒有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好好打 算。

今日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對民意調查、民主參與等概念避之則吉。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懾於北京政府的壓力,在諮詢 「八八直選」時來個急轉彎,透過官方「民意匯集處」生產扭曲民意的民意調查,可算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民調事件」。回歸初期,時為中央政府器重的行政長 官,透過助理向港大校長查問民意調查,觸發二千年七月的「民調事件」。去年底今年初,中聯辦官員抨擊筆者進行多年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民意調查」,掀起另 一次「民調事件」。三次事件,都發生在龍年前後。雖是巧合,但亦顯示香港社會在這個領域發展緩慢,沒有好好解決民意研究的基本問題。

三次事件,都是因為本地民意調查缺乏標準,坊間調查良莠不齊,學府沒有專業培訓,於是導致官員無端過問,批評似是而非, 以政治干預學術之餘,還辯稱民調並非學術。更有甚者,是緊隨建制的左翼評論人士,即時發動文革式的批判互相呼應,握殺文明的討論空間,妨礙知識的開發和傳 遞,與學術自由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如果珍惜學術自由,就要努力建立和維護文明的討論空間。

如果我們批評「維園亞哥」言行過激,我們也要同時批判社會對「維園亞伯」的縱容和慫恿。因為沒有「維園亞伯」在前,就沒有「維園亞哥」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