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筆記:李東海事件的啟示

黃幹事

聽審的10天,每天帶著沉重的心情步出法院。

制度是死,制度內的人是活。李東海事件死因庭中,代表家屬的大律師沈士文說過這句話。人可補足制度的不足,可惜,有人利用制度漏洞,釀成悲劇。

我投身工會,任職教協權益及投訴部,為教師爭取權益、處理投訴,轉眼十載,因著教師自殺,走進死因裁判法庭仍是第一次。想起審訊代價是林麗棠老師的性命,心情不由得不沉重。跟以往勞資審裁處的簡易法庭不同,這次爭取不是賠償,而是公義。法庭未必能取得全部真相,但起碼更接近真相。
心情也複雜,教協花上六位數字的律師費,派出代表律師,尋找公道。但證人中,只有一位教師提出遇上問題可向教協投訴。我也不禁反思,權益工作如何才能幫到老師和教育呢?

被扭曲的好老師

林老師是同事、家長和學生眼中的好老師,深得學生愛戴,工作認真,一心一意培育學生。而林老師的家屬在法庭公開信件中,提及「她享受與學生相處及以老師身份輔導他們成長。她從來不介意付出,對自己和工作有要求,但遺憾地她的真誠付出未能得到校方的認同及支持,更甚是換來不斷的踐踏和與日俱增的無助,終以結束生命換以大家對學校的關注。」一位好老師,為何落得如此結果呢?這是我揮之不去的問題。

我以往陪伴老師出入勞審處,審訊程度較簡單。走進死因庭第一個感覺是有很多大狀和司法人員參與,較有系統和嚴謹,並有律政司的死因研訊主任盤問證人。審訊中傳召很多人作供,亦有不少證物。想起工作中,見識教育局不少調查只重形式,有名無實,有時更只會詢問校長。與死因庭相比,有如天壤之別。

老師工作和壓力藉法庭展示給公眾,而昔日如興德學校事件,傳媒也曾作詳細報道,卻從沒有機會作公開調查和檢討。但死因庭有裁決和建議,除了找出真相,更重要為未來,防止悲劇再發生。

改變制度的問題

事件凸顯制度的不足。現時校本政策主導,校長變得很重要。簡單不過之事,在缺乏權力制衡的制度下,卻變得扭曲。校董會本來監督校長,但實際礙於校董的自身工作,有時難處理細微的校園管理。

庭上,證人陳文貞老師,是林老師的同事,作供時淚流披面。她說:「多些關心,少些駡就足矣」,指出時任校長羅婉儀並不尊重同事,多次責難和針對林老師。陳強調「只要行動上不要鬧得人咁勁,不要用不尊重人的態度同人講嘢,給點關心同事,不要做門面的事。」另一位證人勞佩玲老師亦在庭上說:「一定要迫到最盡無彎轉嘅地步咩?」為了工作,最終致林老師走上絕路。而羅面對沒有關心同事的問題,只不斷重覆說會買西餅討好同事。

2018年,教協與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進行有關教師工作壓力的調查,就指出有八成老師面對頗大或極大級別的工作壓力,近三成老師有中度或以上程度抑鬱症徵狀,壓力來源不少是來自校長。

我與不少同工,遇過好校長,也碰到不好的校長。不好的校長通常不給老師改善空間,以責罵代替溝通,令他們的自信心越來越低,更容易犯錯,落入失敗者的循環。像事件中,時任校長羅婉儀以失去公積金去威脅林老師,要求她辭職,便是非常典型的做法。

此外,死因庭有觸及老師行政工作過多的問題。政府於2019年推出政策,包括一校一行政主任,減輕教師的行政壓力。本來學校維修報價、審核標書等工作,並不屬老師教學的工作,本可由新設的行政主任負責,但有些學校仍要老師繼續處理,行政主任只變成校長的私人秘書。

李東海事件是生命換來的教訓。工會可做的,不是簡單一句「幫緊你,幫緊你」,而是與老師同行,相信會有出路。

工會「幫到你,幫到你」

凡事都有轉機,審訊的沉重,令我更珍視成功幫助同工的喜悅。

老師要保持自信,注意身心健康,若工作上遇有過分的說話或苛求,也別過分上心,嘗試將心神放回學生身上,回想學生道謝的說話,翻閱家長的感謝信,找回教學初衷。我們亦會在老師同意下,協助他們了解校長的要求,包括面談或閱讀文件,共同解決困境。

十年,我成功處理不少個案,但悲劇一單也嫌多。向工會求助,一同尋找出路,使老師從壓力中釋放出來,與同工尋求制度的改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