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柏是二十歲出頭的年青人，中學畢業便走進半公營機構當技工。由於輪班制，平常要跟朋友相聚並不容易；偶爾，他喜歡找「老朋友」夜宵，閒聊，然後借一個空間工作。夜半時候，他喜歡在陋室煮五香肉丁麵。即使再次提醒這是極不健康的夜宵，他會輕鬆的拋下一句：這是男人的浪漫，你不會懂的。的確，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他仍有本錢吃高脂肪、高卡路里的食物，然後繼續徹夜不眠的工作。年青就是有這一點點的本錢；看着他在陋室一角專心的翻閱文件，我沒有問他為何不回家工作而要來這地方，因為我當年亦不想家人看到自己深宵仍在工作。 …… 閱讀全文 →

這短文談的不是「名門正派」，是「邪門正派」。

「邪門」與「正派」是相對的詞語。前者指主流外的旁門左道，行事為人乖離常態義理；後者是名門正統，操守道德素來為人稱許。武當少林華山崑崙峨嵋等五大名派早已名聲響亮，鐵掌神龍五毒等幫派卻是為人不齒的邪魔外道。這是武俠小說橋段正邪分野，叫人從派別名號便識別出正人君子和惡徒鼠輩。 …… 閱讀全文 →

相信同工們經過整個學年的勞苦後，都渴望暑假的來臨，可以利用幾個星期的時間充充電，讓身、心、靈都得以休息，暫時忘卻工作壓力和煩惱。而為數不少的同工都會選擇暫時離開這個越來越讓人感到壓迫的城市，與三五知己或家人飛到外地，共度歡樂時光。至於我，卻很嚮往獨個兒去旅行，享受無拘無束之旅。

去年暑假，我獨個兒漫遊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我將之定性為「歷史和音樂之旅」。這次我會先集中分享「歷史」這部分，在第二次大戰中，希特拉發起的猶太人大屠殺可謂震撼全世界。但是，德國政府卻很坦然地面對自己在歷史中所犯下的錯。在這次行程中，我也參觀了一些集中營遺址，包括位於慕尼黑的達豪集中營。從參觀當中的設施，以及一些展板的介紹，你就好像置身於歷史之中，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歷史課。 …… 閱讀全文 →

復活節期間，帶學生到大陸參觀考察。這次旅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排隊。

最後一天，我們一行四十多人乘高鐵從武漢回深圳。我們一早就到武漢站排隊等驗票入閘。因為太早，除了我們，其他人不多。我們分成兩行排開，兩條隊都是我們的學生和老師。過了一會兒，我們發現排隊的位置不對，要整隊往左方移動約兩米左右。擾攘了一會兒，隊伍排好了。但我發現，原本清一色我們學生和老師的兩條隊伍的前端，排的卻是幾個內地人。領隊跟我說：「你看排在前頭的那個大叔，剛才問我是不是在這裡排隊，我說是，他就排在我們的隊末。當你說要往左移的時候，他就一支箭地往前衝，由隊尾變成了龍頭。」我笑了笑，腦袋裏一剎那晃過戰爭時期國人逃難的紀錄片。然後告訴自己，現在是和平時期呀！<!–more–>

又排了一會兒，人龍越來越長，已見不到龍尾了。有一個內地人走過來和我的學生搭訕。我大聲喊：「排隊！」他知道我的意思，就走開了一點，在我們的隊旁徘徊。終於等到入閘了。這個人就若無其事地走到閘前混在學生的隊伍裏面，施施然地進了閘，而在隊旁十幾個年約三四十歲的內地男人也跟着大模大樣地混在我們的隊伍中入了閘。這時，我生氣了！大聲喊：「排隊！守規矩！」除了我的學生外，那些插隊的內地人當然沒有理睬我。進了閘後，我大聲喊：「不文明！不守規矩！」有兩個剛才插隊的內地男人不屑地瞥了我一眼。好像在告訴我，這裏從來就是不守規矩的國度，達到了目的就是成功！

以上的情況並不是甚麼新鮮事，只要你曾經和內地人一起排隊，都有類似的經歷。只是曾經被稱為「禮儀之邦」的國度，從甚麼時候成為一個爭先恐後，不守規矩的地方？排隊事小，至於那些恃着權勢，不守規矩，不顧百姓死活，爭先恐後以謀私利的人，所造成的遺害，比插隊嚴重千萬倍呢！

（作者為教協理事）

早前新界東北居民與社運青年「佔領立法會」（其實也只是公眾地方的大堂談不上違法佔領吧），開創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新一頁，但同時也是觸犯中國中央政府逆鱗的新一頁。中央緊接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恰好讓網民引用鄭裕玲當年在《表姐你好嘢》中的對白：

「你知佢老人家喇，脾氣好差嘅，佢一道令下使啲弟子兵過嚟吖，哼！到時聯合聲明完喇！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到時港幣大跌、金融大跌、股市大跌、樓價大跌，跌跌跌跌跌！」 …… 閱讀全文 →

不經不覺，我在城大執教已二十五年了。當年與我同日入職的一位同事莫Sir，選擇了今個學年後提早退休，他說希望可自由地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大專界內教學空間和自由度日益收窄，或許也是他選擇提早離開的一個原因。

回想入城大之初，有感於正規課堂教育不足以培育社工學生的價值觀，於是我與莫Sir，還加上另外一位同事，開始摸索以課堂外的體驗，帶動學生接觸不同的弱勢社群，如殘疾人士、露宿者、低收入家庭等，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背後成因，探討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讓同學反思何謂社會公義，以及如何為弱勢社群充權。這些非正規教育活動很受同學歡迎，亦能啟發同學反思及內化社工的價值觀，讓他們成為更有「心」的社工。

做這些課堂以外的非正規教育沒有額外資源支援，需要在正規教學以外尋找空間，幸好當時的大學相對自由，只要做好課堂教學，便可自由發揮。

但自從管理主義大行其道，政府變相以一筆過撥款資助大學，管理層沉醉於追逐排名和經費，大學的生態環境急劇惡化，重研究而輕教學，老師們被迫做大量研究和寫文，與同學的接觸卻愈來愈少，教學空間萎縮，非正規教育工作也只能在夾縫中掙扎求存！教學空間的收窄直接打擊全人教育，對著重價值觀培育的專業如社工、教師等，帶來的傷害更深，我們真的要認真徹底反思香港的大專教育應如何走下去。

（作者為教協會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新聞發布會上不止一次對國際媒體申明：「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一貫依法辦事；中國沒有異見人仕、沒有政治犯，中國只有犯罪份子」。洪磊一再提醒國際媒體該更好了解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刑法除了維護社會治安、防止及懲罰犯罪份子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維護及鞏固新政權。因此，有別於現代意義的刑法，新中國的刑法政策更注重實現政治目標，而非服務刑事法律。了解這道理，我們便明白為何到今天中國總有數之不盡的犯罪份子例如高智晟、郭飛雄、劉曉波、倪玉蘭、譚作人、劉賢斌、李旺陽、許志永、伊力哈木、曹順利……

實際上，中國從1949年建國，到1979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出台，整整30年刑法完全只有靠刑事政策施行，而並沒有國家法律意義的刑法。建國初期，刑事基本政策是所謂「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根據這基本政策，執行方式有鎮壓式的「殺、關、管」，當中又引出寬大的「少殺」、「慎殺」、「死緩」、「勞改」等具體指引內容。於是，新中國的刑法特色是「政策即法」，但政策往往比法律更有效力，更管用，當然也更嚴酷、更具任意性。因此，在建國初期的例如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運動中，當時的鎮壓式刑事政策便以其極殘暴及血腥的執行方式發揮了鞏固革命政權和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這種經新政權實踐證明有效的手段，其後於1956年黨八大會議被確立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政策最後在上述1979年《刑法》明確規定下來，在民間廣為人知的說法便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今天中國大陸在宣揚構建和諧社會之際，主張「寬嚴相制」的刑事政策，正是從建國初年所謂「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演變而來。 ……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