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機播放著除夕節目，在二零一二年的倒數聲中，我讀著梭羅的《湖濱散記》內的一篇散文：

“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ed to live deliberately, to front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 and see if I could not learn what it had to teach, and not, when I ca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I did not wish to live what was not life, living is so dear; nor did I wish to practice resignation, unless it was quite necessar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to live so sturdily and Spartan-like as to put to rout all that was not life, to cut a broad swath and shave close, to drive life into a corner, and reduce it to its lowest terms, and, if it proved to be mean, why then to get the whole and genuine meanness of it, and publish its meanness to the world; or if it were sublime, to know it by experience, and be able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it in my next excursion.” …… 閱讀全文 →

很多時與同學傾談，驚覺他們原來沒有吃早餐的習慣，他們只吃一、兩片紫菜或是吃那包「媽咪麵」就當早餐。我發現了後，很是心痛。因為孩子在成長期間，營養早餐是很重要的。無奈他們的家長為口奔馳，孩子起床時，家長已經離家，能為孩子準備早餐的家長少之又少。我很想給同學一個營養早餐，讓他們健康成長。

如何為同學準備早餐？如何令同學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皇天不負有心人，在一次聚會中，我將這個意念與香港南區扶輪社的社長、社友傾談，大家都關心孩子的健康，結果一拍即合，大家都很希望將事情做好。 …… 閱讀全文 →

2013年1月1日元旦日下午，我到了歌連臣角紀念花園出席司徒華先生的追思會，然後再前往維園參加民主人權陣線舉辦的元旦大遊行，由維園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會宣布當日遊行有13萬人參加。多年來我參與多個大小不同的遊行，因為我愛我的學生，他們會在香港升學及生活，所以我希望香港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及社會政策，讓他們能愉快地在香港學習及成長。多年來香港的各項教育政策，影響非常重大。我們幼師也要關心各項教育政策的改變，要團結力量及表達意見！所以我要去遊行，遊行是盼望政府能聽到我們不同的聲音。 …… 閱讀全文 →

Charlotte 是我做研究時 ( 註 1) 遇到的中學生。她是一位滿有「玩」心的女孩子 ( 註 2) ，加上受到數學老師的啟，她從數學中找到的樂趣，還會感染給同學。

其實她們是在對話中互相感染的。對話時，每一位參與者（１）有聽，（2）有講，（3）有反思，（4）性格和學習態度更不斷建構。這四者是互動和並進的。

數學課裡的對話，本也可有以上四部分。可是，數學一向被視為以（１）聽和（3）反思為主，但那只是傳統的教學法所造成的印象，也可能是「大班」的局限使然。缺乏（2）講和（4）性格及態度的建構，會令學習低效，甚至出現抗拒生厭的情緒。 …… 閱讀全文 →

大多數人對資優生的第一個反應是：「佢地資優咁叻！仲有問題？」香港電台製作的〈鏗鏘集——知優〉曾對資優生問題作出探討，內容紀錄了兩位資優生的一些生活片段，是關注資優生的老師們不可錯過的有用資料。

在本港，資優的定義是甚麼呢？根據教統會於1990年「第四號報告書」中的定義，資優兒童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潛能的兒童： …… 閱讀全文 →

融合教育政策自1997年起推行，讓失明、失聰、輕至中度智障、有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等有「特殊教育需要」（英文簡稱SEN）學生，除可入讀特殊學校外，也可選擇主流學校。

但日前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教育學院進行有關「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結果公佈，受訪當中的875名學生，有26%稱受欺凌，31%稱被取笑，比率較有同樣遭遇的普通學生多三成，主要是言語欺凌，也有肢體欺凌。這些學生除了在校內被同學、老師排擠外，更被普通學生的家長欺凌，如要求將其調到課室角落座位，以免影響課堂；平機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人謝永齡表示驚訝，「幾得人驚，好似人學車時，隔籬個師傅都唔係幾識車」。他指出教師欠缺認知，難以達成SEN學生需要。 …… 閱讀全文 →

有朋友認為，與其減少每班人數，不如減少教師教節。因為減少教節之後，老師才可以有足夠時間認真備課，教學效能才可以提升。

我答：我也支持減少教節，香港中小學教師動輒每周30節，海峽兩岸的同行都聞之駭然，認為不可思議。這個教學節數，是不可能備好課的。

不過，減教節與減少每班人數並非對立，只要資源足夠，完全可以兩者並行。在台灣，在內地一些沿海城巿，都逐步實現了較合理的教學節數和班級人數；香港經濟條件最好，偏偏進展就最差！決策者在這個問題上應好好深思。 …… 閱讀全文 →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張耀良

經歷自1958年連續三年「大躍進」運動及「人民公社」後的中國，60年代初國民經濟稍喘定。中國曾短暫有過重建法制的跡象，例如在1962年重啟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和繼續仍未完成的刑法起草工作。部分城市曾有限度地恢復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即日後律師的前身）的制度。然而不久又來了「四清運動」和「社教運動」（即1963年開展新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指在農村「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等），這場荒唐又極具破壞力的政治運動，再次打斷法制重建。結果，恢復立法和法制的工作又停止下來。同時，外交上中蘇關係決裂，中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連帶已發展超過十年仿傚蘇聯的新法律體系也遭受衝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幾乎整個國家的架構體制，包括僅餘仍未完全掉的法律體制，都在瘋狂的政治運動中受到徹底破壞，包括當時極左思想指公檢法是以黑線為主導，鬥爭矛頭直指所謂「砸爛公檢法」，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制度自然也不能倖免。

文革前夕，北京大學一則小插曲，也可以反映當權者如何利用法學界作鬥爭工具。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 （成員包括康生、江青等權傾朝野替毛澤東執行文革極左路線的一撮人） 批判吳唅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歷史劇，要求北大法制史學者挖出明代清官海瑞的判案「黑材料」，北大張國華教授等組織一些年輕教師和研究生進行研究，把能夠找到海瑞的判案整理出64個案件，得出結論是海瑞判案剛正不柯，嚴格依封建法辦事，引起中央文革小組不滿，批評為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張國華教授於是拒絕再從事海瑞研究，結果他在文革中慘遭批鬥。

從文革至大約1978年間，中國出現了一個既沒有法律依據更沒有憲法基礎的組織，但卻比任何具有法律依據或憲法基礎的政府機關擁有更大、更凌駕性的權力，令人聞之喪膽、談虎色變的組織，名為「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的命名來自毛澤東。最先起於1967年1月，上海爆發所謂「一月革命」（又稱「一月風暴」），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在全國全面奪權。革命委員會由各地造反派成立，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為名，目的是奪取地方黨政機關權力。全國各地大規模有組織地發生群體武鬥，群眾攻擊各級政府及文教機關，破壞社會一切正常活動，逐漸地全國秩序陷入失控局面，國家實際上瀕臨內戰狀態

那時候的革命委員會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國家政法機關。在沒有法律也沒有法院的日子，革委會便是一頭集公檢法大權於一身的怪獸，但實際的權力卻比憲法下的公檢法或任何政府機關更大。例如它只須在任何子虛烏有甚或無中生有的罪名上加上「反革命」三字，便可以治任何人以任何罪，諸如「反革命走資派」、「反革命兩面派」、「反革命黑幫分子」、「反革命污蔑偉大領袖」、「反革命裡通外敵」、「反革命煽動」等，便可以對任何人行使司法權力。革委會的權力可以說是無限的，比任何地方政府機關或黨委更大，在革委會的管轄範圍內，一切都是革委會「說了算」。在國家法律真空的狀態之下，他們行使公檢法權力時，便只有常態性的肆意「查、抄、逮、關」，由濫施嚴刑，或無限期關押，至執行處決，一切都是憑這些由造反派組成、目中無法的革委會決定。

1976年，隨著毛澤東去世及文革結束，歷經苦難的中國，終於可以再出發，認真思考法治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