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部
1981年，本港實施初中成績評核試（即中三淘汰試），目的是於完成9年免費教育的初中畢業生當中，篩選其中4成人升讀二年制的資助高中教育。此政策一直 受社會非議，即使早於1978年，政府就高中升學問題成立的委員會，其後發表的《研究選派初中結業學生升學委員會報告書》，也顯示絕大多數受訪人士均否定 設下4成學生升讀高中的限制，亦不接受其餘學生以較高學費升讀高中。 ……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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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教協反對中三淘汰試
不能接受的刑訴法修正案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張耀良
中國公安執法人員對被拘押者施行刑訊逼供的行徑日趨嚴重，施暴者亦從不被司法追究。維權律師、異見人士、上訪者、各地維權人士遭受公安或政府人員 秘密逮捕、「被失蹤」、「被旅遊」等情況近年亦不斷發生。「被失蹤」的時間長短和禁錮地點、與及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原因，外界一概不知，親屬查問亦往往沒有 結果。被拘押人士獲得律師辯護的基本人權被任意遞奪，更嚴重的是連律師自身的個人安全及職業也屢屢受到非法打壓侵害。
據內地媒體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2011年12月通過二審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到執筆時全文仍然未對外公佈。就以第一審內容而言, 我們認為遠未能正視上述問題，更令憂慮的是，修正案的新規定甚至間接將秘密拘禁合法化。 …… 閱讀全文
教學語言系列之二
English, or Chinese, that is the question.
前 ＤＯＬＡＣＥＥ ＆ ＩＬＬＩＰＳ計劃總監 李金嘉倩
晨起讀董橋的《記得》，看到他引述英國短篇小說名家Somerset Maugham的一段描述：Capri is a gaunt rock of austere outline, bathed in a deep blue sea; but its vineyards, green and smiling, give it a soft and easy grace.
這樣清澈的英文看了真是賞心悅目，但願我們的學生把英文學好後，至少也懂得欣賞這樣的文字。 …… 閱讀全文
避免觸犯教育專業守則
權益及投訴部 副主任 韓連山
權益及投訴部經常收到會員的查詢或投訴，很多時是牽涉校內同工的糾紛，而當中最顯著的是校內上下不團結一致或關係不融洽導致的；其實，若校長或教 師能多參考《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很多時這些糾紛是可以避免的。本港在1990年10月公布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可於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網址下載：http://cpc.edb.org.hk，下稱《守則》）已訂定了一些教學專業的規範，不單提供了甚具參考價值的指引，並希望藉此提高教育界的專業意識。這些《守則》是跟進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第一號報告書的建議，成立了「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歷時3年，經過廣泛諮詢而制定的。
《守則》的第二章列出了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對專業、學生、同事、僱主、家長/監護人和公眾的義務。當中第2.3.9條： 「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建立同事間的融洽關係，減少誤會；指導工作時，應客觀而具建設性。」筆者已於上一期《教協報》的本專欄內〈邊個校長唔抵 錫？〉一文中提及：若校內領導隱瞞事實，故意誤導教師，並藉此恐嚇或懲處教師，便明顯地違反此條專業守則。 …… 閱讀全文
釋清教改課改校改的意念及項目
趙志成
在教師培訓工作坊上，曾請參加者用一分鐘時間分小組聯想過去幾年，因教改、課改、教育局或其他機構所帶來的意念、計劃或行動，以下是部分熱門的項 目及詞彙：學會學習、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小班教學、合作學習、九種共通能力、樂善勇敢、關鍵項目、關注事項、照顧學習差異、元認知、自評外評、課堂研究、 共同備課、高階思維、校本課程、周年學校計劃、學習技巧、校本評核、促進學習的評估、腦圖、生本教育、自主學習、「腦本」學習、多元智能‧．．．．．，其 實還有很多，可說罄竹難書。
從積極的一面看，教師學歷較以往高，不但全都是大學畢業，很多學校都有過半數碩士或以上學位的教師，且不斷接受持續培 育，理解很多教育知識、做了很多論文式功課、專業語句朗朗上口，在單一個行動計劃或項目上更有詳盡的步驟，但如何才能把上列林林總總的項目的關係、輕重、 優次，有較通透、系的理解，知所選擇，能捨敢棄、真正聚焦於教師的「優化」教學及學生的「有效」、「增值」學習上，還有一段段漫長又沒終點的歷程。 …… 閱讀全文
檢討少數族裔教育政策
要由消除隱性歧視開始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多次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我們關注的焦點，普遍在要求政府為他們另訂中文科課程、教材和學材，以及現時主流和指定學校在教育和支援他們的進展和困難，平等機會委員會也提出對少數族裔學生獲得平等機會權利的關注。
立法會最近也就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政策進行辯論。我指出，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一直缺乏合理和合適的課程支援與評核方式，影響其升學與就業，是社會隱性的種族歧視。
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成為他們的一場教育惡夢。本來想藉著教育推動階層流動，減少跨代貧窮，但是因為他們 中文不好，變得極為困難。少數族裔學生升讀資助大學的機會，遠低於本地學生；反而，因中文成績低落，拖累整體成績，放棄學習的人數，卻高於本地學生。這種 情況必須改變，隱性歧視必須終止。 …… 閱讀全文
會長對談系列之五：新高中生的困難與出路
馮偉華專訪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
教協報記者
新高中學制是本港近年最重大的教育變革，對師生都影響深遠。會長馮偉華（馮）今次專訪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校長，他對新高中問題體會甚深，更曾就相關問題多次公開發言。馮相信，透過這次相互交流，可讓同工對有關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 閱讀全文
麻木是溫水煮蛙的幫兇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鄭宇碩
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和從事研究的必要條件，也是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政治干預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打壓，而麻木更往往是「溫水煮蛙」的幫兇。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與《大公》、《文匯》等左報對成名和鍾庭耀的圍剿，不少在大學任教的同事均感到不安，更令人 恐懼的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員為免招惹麻煩，被逼要作出「政治正確」的平衡，像回歸前後，傳媒自我制約的情況一樣，這就是攻擊成名和鍾庭耀者的基本目的。
成名的政治立場，筆者也不一定認同的，例如他支持功能組別的席位經改善其選舉辦法後可在立法會保留。儘管意見和立場有分 歧，但他的言論自由是筆者衷心捍的。鍾庭耀則「涉嫌」在民調中採用「中國人」和「香港人」兩個類別，去探討香港市民的民族身份認同問題，被中聯辦官員以官 方身分在記者面前作批評。事實上，同類民調進行了十多年，也有學者提過批評和改進的意見。如果是純粹學術上的討論，大可透過合適的場合和渠道進行，而民調 顯示香港市民認同為「中國人」的趨勢自08年後出現逆轉，這更是中聯辦應該注意的。 …… 閱讀全文
文革式批判對香港自由的威脅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成名
 在去年底，留意到左派報章對自己點名攻擊，發現自己被指反中亂港，是政客， 甚至被臭罵為「惡犬」一條。更讓人震驚的是，其中兩篇文章是衝著科大校方而來，施壓要求科大開除我。要面對的不單是在兩個月內二十篇左報的攻擊，更有人將 兩篇批評我的左派文章，靜悄悄寄給我的學院院長。另外，早前有學生在科大校園民主牆貼了一篇支持我的文章，卻被人撕毀，而有幾篇批評我的左報文章則完好無 缺，訊息似乎清楚，有人要內外夾擊向校方施壓，把我解僱。左報文章內容充滿顛倒是非的指控， 例如其中一篇，作者全國政協劉夢熊說「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 」， 暗示本人可能為法輪功成員。本人在去年年底，曾接受過該兩份在本港合法運作的媒體數次訪間， 劉先生把我和法輪功成員扣上關係， 是扣帽子行為。事實上，劉先生亦曾接受過『新唐人電視』的訪間，難道大家就可稱他為『法輪功』成員？
劉先生又說本人竭力鼓吹激進路線和政治暴力。實情是本人在所有公眾平台，一直主張用教育和非暴力的群眾參與、爭取在港落實真普選， 以改善管治， 又何來鼓吹政治暴力! 又有文章批評我為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歌功頌德。事實上，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 指出用五區變相公投， 無法律約束力， 並無違反本地法律和基本法。倘若該活動違法違憲 ，又怎會在事先張揚下得以進行呢? 其次，所謂對「五區公投」歌功頌德， 我是根據眾多全球和本港民主化的研究， 指出統治者甚少在沒有公眾壓力下主動建立民主制度; 相反，要落實真民主， 一個強大和使用非暴力手法進行的民主運動，至為重要。而變相公投運動在公社兩黨主導下，配合多個民間團體，動員群眾，刺激市民反思功能組別及半專制政體對香港的的害處， 至最後的高峰項目余曾辯，正好是個非暴力、又合法的民主運動。不少證據顯示該運動推進了民主發展：
左報來論，硬指「五區變相公投」違法違憲，及硬指本人為其歌功頌德， 容易令人聯想到在位者想藉抹黑推動民主，以徹底改善香港管治的學者， 來打壓本地民主進程。 文匯報來論又指控本人誣指中央推動的是一場「偽普選」。 雖然中央曾承諾於2017年以真普選選出行政長官，於2020年選出立法會，但政制爭論至今，中央政府仍拒絕承諾於2017選舉行政長官時，不對候選人進 行政治性篩選，及拒絕承諾不遲於2020年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縱使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國際公認及基本法附件中的國際人權公約有關之普選的定義，港澳辦強調， 傳統的功能組別與他們理解的普選沒有違背。 另就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區政府堅持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不單窒礙有效管治，更重要者，由於健康的政黨發展對實現真普選極為重要，而健康 的政黨發展需時，上述種種決定強烈暗示中央缺乏誠意落實真普選。 有關學者的角色上，日前《大公報》社評點名批評蔡子強、鍾庭耀和本人三人，「假學術研究之名而行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中聯辦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只應該影響學術界，而不應該影響社會。他的觀點明顯忽略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 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已往往不易分割,亦根本不應硬性分割。郝部長亦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下, 明言「縱觀香港某些機構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不難看出，其議題1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面向公眾進行，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企圖影響公眾言行。」 事實上，三位學者都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而學者的意見與部份政黨的政見相近，並不表示學者便是為泛民政黨服務; 更真實的是， 政見相近只反映 三位學者與某些政黨擁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而郝部長在無提出任何證據下，暗示鍾博士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為泛民服務，對他公道嗎? 若鍾博士多年來為泛民服務，我們如何解釋，他每年計算在七一集會遊行人數，為何不少都遠低於泛民的估算? 此外，劉先生在來論中聲稱美國全美大學教授協會要求大學教授「不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並指責本人「嚴重違背學術中 立原則…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實情是按該大學教授（AAUP）協會去年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該協會不單容許，亦鼓勵學者評論政治和社會敏感問 題，這亦是該會幾十年前成立時已確立的原則： 事實上，不少贏得了諾貝爾獎的學者都學以致用，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就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發言。劉的說法，不僅顛倒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立場， 加上其政協身份，又與其他左報攻擊我的十幾篇文章互相唱和，很易令人聯想他們是代表掌權者，希望令一些捍衛自由民主的學者自我審查， 或甚至施壓予僱主把他們解僱， 對本港的學術自由造成威脅。而學術自由 一旦倒下， 敢於講真話、批判時弊和權貴的學者一旦收聲，香港便更容易淪為一個充斥謊言、向權貴歌功頌德的社會， 對新聞界的整體素質，新聞和言論自由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剛逝世不久，以捍衛人權、追求民主而獲世人景仰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一生鼓勵人民「生活在真實中」。他強調人民拒絕謊 言，堅持真相，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而拒絕製造謊言、及揭穿謊言， 這是知識份子的基本責任。哈維爾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質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就讓我用以上哈維爾的名言 與讀者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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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大民意網站提供： http://hkupop.hku.hk。 2 Professor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Ensuring Academic Freedom in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Academic Personnel Decision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2011. |
學術自由與民意研究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筆者於2012年2月5日，出席由高等教育關注組舉辦的「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公開論壇。之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邀請筆者在《教協報》撰文，與教育界同工再次分享感受。筆者於是把自己在論壇上發表的部份意見，更加詳細說明，另起題目與教育界同工分享。
筆者十分喜歡「教育界同工」的稱號，因為在學術自由的領域，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都需要學術自由的保護，而所「教」所「學」的原材料，都是學術研究的成果。
在論壇上，有台下學者申訴，她身為副學士課程的老師，不是大學教授，沒有從事學術研究，於是連「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資格都沒有，當然沒有學術自由了。
論壇之外，又有大學教授撰文，謂學術自由的最佳保證，莫過於嚴格的終身教席考核制度。因為有了終身教席，教授就可以暢所欲言，不愁大學以言解僱。
對於以上申訴和論點，筆者不能苟同。筆者認為，學術自由的最終目的，就是用來保護人類知識的產生和傳遞，而知識的產生過 程，不一定來自擁有終身教席的大學教授，甚至不是來自在院校工作的「學者」，因為不少出色的知識分子，都沒有在院校工作。相反，不少擁有學術銜頭又在院校 工作的「學者」，或者甚麼「榮譽博士」、「榮譽院士」之類，根本不配做知識分子。
因此，筆者認為，不論是否在院校工作、不論是否擁有終身教席或者學術銜頭，只要熱愛真理，真心從事知識的開發和傳遞工 作，都有資格享受學術自由。教育界同工、專上學生、研究助理等等，亦應作如是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人人平等，人人為自己的工作和言論負責。校長和院長等 雖是行政首長，要為學校的運作和發展負責，但他們不應亦不能為個別同工的研究成果負責，反之亦然。這是學術與非學術活動在本質上的差異。
不過，觀乎專上學界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首先，學術機構開始重視排名，於是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放到形象 工程和資源競爭方面。形象工程方面，學生成績、論文數量、以至傳媒曝光、師生國籍等，都變成宣傳工具，本末倒置。在資源競爭方面，不少活動都以金錢掛帥， 與市場掛勾。認真討論學術自由、大學傳統和知識分子責任的活動，可謂寥寥無幾。
以筆者熟悉的民意研究工作為例，本地學界、香港社會、以至兩岸四地的華人社會，當今最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具國際視野的專 業操守，和開展跨學科的專業課程，累積人才和知識。可惜，基於種種原因，本地學府的民研活動，仍然是山頭割據、各有各做，完全沒有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好好打 算。
今日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對民意調查、民主參與等概念避之則吉。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懾於北京政府的壓力，在諮詢 「八八直選」時來個急轉彎，透過官方「民意匯集處」生產扭曲民意的民意調查，可算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民調事件」。回歸初期，時為中央政府器重的行政長 官，透過助理向港大校長查問民意調查，觸發二千年七月的「民調事件」。去年底今年初，中聯辦官員抨擊筆者進行多年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民意調查」，掀起另 一次「民調事件」。三次事件，都發生在龍年前後。雖是巧合，但亦顯示香港社會在這個領域發展緩慢，沒有好好解決民意研究的基本問題。
三次事件，都是因為本地民意調查缺乏標準，坊間調查良莠不齊，學府沒有專業培訓，於是導致官員無端過問，批評似是而非， 以政治干預學術之餘，還辯稱民調並非學術。更有甚者，是緊隨建制的左翼評論人士，即時發動文革式的批判互相呼應，握殺文明的討論空間，妨礙知識的開發和傳 遞，與學術自由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如果珍惜學術自由，就要努力建立和維護文明的討論空間。
如果我們批評「維園亞哥」言行過激，我們也要同時批判社會對「維園亞伯」的縱容和慫恿。因為沒有「維園亞伯」在前，就沒有「維園亞哥」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