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成

　教學領導要協助同儕改善課堂教學，不容易，但必須做。最大的困難有二：一是同事間每天見面，要談教學上的不足，及需要改善的地方，不好「意思」； 二是改善意見不能服眾。在香港的學校教師編制下，教學領導的工作，一定是科主任的責任，與國內的編制有特級教師不同，特級教師可專注課堂教學及科研工作， 培育後進教師是責任，香港沒有行政、教學兩軌式的編制，科主任兼負學科行政及教學工作，很多時亦要承擔學校的整體行政，非常繁重。獲學校擢升為科領導，究 竟是教學出色令學生得益，是肯承擔行政工作，夠勤力而肯做「額外」工作，還是在功能組別上有表現，學校領導應該掌握。主要科目的領導，是應有其專業課程知 識及教學經歷與同事討論，假如科領導教學太普通，只管行政，沒甚能力提升自己及同事教學能量，學校進行發展式觀課、行動研究等效果不會明顯。

很多時，校外的專業支援隊伍，在學校缺乏學校領導，及共同相互學習的文化未建立下，確實能發揮一定作用，但如果長遠關心學校的持續改進，校內領導才最重要。 …… 閱讀全文 →

教育研究部

　 1979年10月，公務員薪酬及服務條件常務委會發表第二號報告書。報告書內容主要涵蓋護理人員的薪酬結構安排。常委會為免同時激起教師的不滿情緒，託辭 教育司署有太多職系和職級，難以在當時一併作出判斷，決定將教育職系的調整押後處理。就此，本會在翌年3月的會員代表大會中，呼籲同工就委員會的安排提高 警惕、嚴陣以待，防範政府以逐個擊破的方式，逐步將官津教師的薪級分割開來。時任會長司徒華更嚴詞警告：「官津教師的團結是破壞不了的！超過二萬會員的教協決不可欺！」

早於報告公布前，本會多次強烈要求會談，但常委會置若罔聞。然而，常委會不肯與本會商談，只著本會提供意見，並限制範圍 只可與公務員有關。經過年多的諮詢，至1980年10月常委會發表第五號報告書，各工會提交的意見，包括教育職系原來薪級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仍無絲毫改 善，文憑教師承受低薪而沉重的工作量，教師也普遍面對薪級少及晉升機會微的黯淡前景。

1981年初，本會先後致函常委會及教育署，要求派員參與本會就第五號報告書舉行的研討會，由會員直接向當局表達意見。然而，常委會與署方卻互相推搪。為此，本會致函時任布政司姬達，要求政府關注報告書加劇薪級制度不公的趨勢，導致教師士氣低落，影響教育質素。本會並在同年的會員代表大會中，通過譴責委員會報告書激化各職級間的矛盾，要求局方修訂方案。

韓連山

　23年來，每逢六四，我們到維園點起燭光，希望那小小火光，能替亡靈送上悼念、替難屬紓解傷痛，期盼著「平反六四」那一天的來臨。這一年我們特別傷感，天安門母親難屬軋偉林以死抗爭；這一年我們也特別興奮，天安門勇士方政親臨維園見證中共罪孽。這一年的六四晚上，18萬點燭光點亮維園，18萬人閃亮的良知，要求平反六四的堅持，又怎容當局視而不見？ …… 閱讀全文 →

張文光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還未正式上場，已經帶來很多「新模式」、「新做法」。最近鬧得熱烘烘的政府總部改組，重編及新增5司14局，就算受到立法會和輿論質 疑，也大有硬闖姿態，迫議員及市民於7月1日前照單全收。其辦公室又聘用了一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陳冉小姐為項目主任，不惜違反《基本法》中公務人員必須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條文精神。

　還有一項極受質疑的聘用，就是委任羅范椒芬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職級雖相當於局長，但不受《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的規管，其離職後不需受到有關守則監察。 …… 閱讀全文 →

趙志成

　成熟的教學領導，在觀課的活動中，尤其是「專科專觀」的，要能判斷課堂教學目標的合適性，及學生在學習上的達標程度，而不是停留在有沒有用 powerpoint、分組活動、高階提問等點子或項目上。教學要有目標和學生要達標，是最基本的A、B、C道理，有甚麼值得討論、提點？在我們大量的觀 課中，這些最重要的基本道理原來不一定能徹底理解的。 …… 閱讀全文 →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劉尹渭

　中國近年發展迅速，各大城市盡是一片繁華景象，中國亦躍升為「金磚四國」之一。可是「崛起」的代價是甚麼？隨著經濟發展加速，各地方政府徵收大量土 地，但由於現時土地徵收制度的缺陷，土地徵收及補償行政案件的數量不斷增加，本關注組每月亦處理不少土地徵收、補償行政以及與徵地相關的維權案件。內地時 有因徵地及強遷而上訪、抗議、絕食甚至自焚的報導。這些人到底受了怎樣的欺壓，要抗爭到底，甚至以死控訴？ …… 閱讀全文 →

前DOLACEE & ILLIPS 計劃總監 李金嘉倩

　最近和一位校長聊天，談到用英語教學的問題。他說：「本校老師不覺得用英語教學很成問題，但是學生似乎又學得十分困難。真不知道其中出了甚麼問題？」當時由於有其他事務需要處理，我們便沒有作深一層的討論。

在此，我想談談這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首先我想分析一下為何有此現象，之後再談談在用英語教學的情況下，如何令我們的教學更有成效。其實這個現象並非只在英語教學的環境中出現，在母語教學的環境中同樣也會發生。 …… 閱讀全文 →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劉尹渭

　4月27日，一名中國律師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完全失明，深夜逃離被嚴密監控多年的家，經過二十多小時的逃亡終於與維權人士連繫上，到達北京。 他是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陳光誠的逃亡歷程當然令不少人嘖嘖稱奇，但更令全世界驚訝的，是山東政府對這個盲人的恐懼：不單把他一家軟禁多年，更長年有國保 在屋外監視，有流氓在村口駐守，毆打及驅趕所有探訪陳光誠的人，所有人都不能接近他們一家半步。到底山東政府為甚麼要如此打壓一個盲人律師？ …… 閱讀全文 →

在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不但出現房屋、廉政等改革，大眾更發起持續一整個年代的中文運動，對社會影響深遠。其中，由教協會等32個文化及教育團體發起的第二次中文運動，雖未獲即時成效，但對提昇中文在本地教育的地位，長遠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第一次中文運動發生在1970年，政府當局在輿論壓力下，成立「公事上應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並於1974年通過立 法程序，確定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然而，當局並無積極貫徹中文的推廣政策，中文在社會的地位依然低微，仍有85%的中學以英文為教學語言，這不但影響學生的 學習成效，也違反世界公認的母語教學原則。

　 至1978年，組成約一年多的香港考試局（現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計劃接辦高等程度會考（前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及高級程度會考（前香港大學入學試），並 公布兩項考試的投考資格：前者須取得中文或英文及格，後者則僅須英文及格。就此，教協會及25個文教團體迅速表達對新安排的強烈不滿，認為規定無異於貶低 中文的地位，加速中文中學的衰落，更會誤導學生的學習方向。各團體要求當局必須重訂高級程度會考的投考資格，規定中文科必須合格，並糾正輕中重英的趨勢， 改善並檢討香港語文教育的政策，使學生語文水平得以提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