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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師工會的集體談判權與罷工權

會長　馮偉華

前年台灣「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考察團探訪了教協會，雙方就兩地的教師工會運動交流了不少經驗，今次我們到台灣考察，也多得全教總大力協助安排行程，並與我們作深入交流和討論，讓我們對台灣的教師工會運動，有更全面的認識。

台灣二○一一年通過 教師合法組織工會

2011年前台灣仍未准許成立教師工會，教師只可根據教師法組織教師會，以間接的方式爭取教師權益。不過，經過教師群體十多年的强力立法游說，政府終通過了工會修正法，讓教師可以合法組織工會，於是自2011年5月1日起，各縣市陸續成立教師職業工會或教育產業工會，全教總也於同年7月11日成立，目前已有19個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加入，加入的教師人數超過八萬。

全教總跟教協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兩者同為捍衛教師權益的合法工會，也同是關注教育專業發展、倡導改良教育政策的專業團體。此外，兩會也活躍於參與社會事務，支持社會公義。不過，由於各自面對不同的社會制度和限制，兩會在工作重點和策略上有些不同，可以互相借鏡。

團體協約法：台教師工會享集體談判權

香港的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僱主不承認工會，工會便沒有法定途徑，逼使僱主談判會員的權益。教協會在爭取會員集體權益時，往往只可訴諸示威等集體行動，爭取公眾和輿論支持，從而向教育局或校方施壓，達成爭取目標，靠的主要是群眾力量，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台灣則不同，除了運用集體行動施壓，教師工會可以按「團體協約法」要求學校進行集體談判，尤其是涉及沒有明確規範的諸如工時、工作要項、安全衛生、企業福利等範疇。若果談判無效，工會可申請調解，若調解不成功，更可申請仲裁，解決紛爭。假若學校拒絕談判或違反協議，更可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此等安排，保障了教師工會的集體談判權，讓集體談判有法可依。

另一特別之處是，台灣工會談判成果，只適用於參與談判工會的會員，大大增加了教師加入工會的誘因。因此，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爭取立法，確立香港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不過，台灣的「團體協約法」同時也明文禁止教師罷工，雖然教師首要維護學生學習權益，不能輕言罷工，但明文禁止教師罷工，卻也令教師失去了運用罷工作為爭取策略的選擇。

老師的責任

福利部副主任　陳杏英

今次台灣交流活動，參觀了多間學校。作為一個幼稚園教師，當然重點參觀幼稚園。我們參觀的是一所台灣國小附設的幼稚園，校舍很大，幼兒可自由踏單車，校園還種有小菜田，令人羨慕不已。再參觀課室內的設計活動，內容是模擬薄餅店，幼兒扮演小店員，透過活動學習食材配對、圖形與重量等。這個設計活動進行了數個月，內容既豐富又有趣。香港幼稚園就未必能用太長時間進行設計活動，主要是其他課程太「充實」。可惜是次行程比較緊密，否則還可多了解台灣幼兒教育的發展。

這次台灣交流活動，我是團中唯一的女教師，也是唯一的幼稚園教師。當台灣朋友得悉我是幼稚園教師，也是工會理事時，都表示幼稚園教師參與工會非常難得。的確，本港教師行業女性很多，但成為工會理事的女性仍是少數，成為工會理事的幼稚園教師，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我們也交流了如何推動教師投入工會的工作。

台灣朋友也談及對教育政策及社會事務的觀點與願景。當話題觸及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佔中行動時，我腦海中突然浮現「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句在佔中期間常見的標語。教師的職責固然是教好學生，但除了在課室內，合力改善教育及社會政策，讓孩子在公平公義的社會中成長，教師也應責無旁貸；當「亂世」時，能團結教師力量的教師工會，責任就更大了。

教師朋友們，你會為自己的職業權益爭取嗎？你會為學生的權益爭取嗎？你願意投入和支持工會的工作，以至參與抗爭行動嗎？「教師」除了是一份工作，真的是「有種責任」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