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及投訴部
合約教師未能轉入常額長約、教師工作量不斷膨脹、校本條例令校政管治產生更多問題，教育當局施政失當，這些都是現今教育同工所面對的問題。
不同行業有其獨特的僱傭關係，對於僱員的權益，《僱傭條例》是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是原則性的規範，但實際上僱員的權益保障可達到較高的水平。香港只有少數行業有制訂行業性的職業保障，如資助學校常額教師及公務員的聘用條款便是優於《僱傭條例》的基本原則。這些行業，通常有較大的工會或專業團體組織力量，以及較統一的僱主，讓僱員可爭取、獲得、維護較佳的權益。最為人熟悉的可算是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國泰航空公司與工會於80年代已簽訂集體談判權協議，其中包括薪酬福利、協助員工解決合約問題條文、輪值制度及晉升機制等。以往，教育當局在推行教育政策或關乎教師聘用條款準則時，都會諮詢教協會，因教協會正代表著大部分教育同工的意見。可是，時下教育當局領導無方及特區政府施政手法拙劣，現在很多時在推行政策/修改條例時均未有諮詢前線教師的意見，令教師、學生及家長首當其衝蒙受施政紊亂和問題叢生的苦況。 …… 閱讀全文
本報記者
兩年一屆的理事會即將屆滿，繼上期會長馮偉華專訪，今期我們邀請副會長黃克廉回顧不同範疇的會務工作。
談到理事會近年的轉變，黃克廉提到年輕化的重要。為了會務健康發展，理事會致力吸納年輕教師加入，變得更有朝氣，未來也會有更多新面孔出現。「現時理事會結合了年輕教師與經驗教師的角度，兼顧不同的範疇，開展工作更為暢順。」近年教協會的重要行動，年輕理事都擔當重要的角色。他們對於保育、人權、民主、通識教育等課題的重視和投入，擴闊了理事會的關注面；他們對年輕教師受到的不公待遇更為敏感，對年輕合約教師的保障、常額教席合約化的現象有更深的體會，也因而能夠帶動理事會的工作。 …… 閱讀全文
本報記者
無論我們用上嚴寒隆冬的字眼，還是陰霾濃霧的描述，以至幕後黑手操控播弄的臆測，實在不足以充分反映出當前香港傳媒界所面對的嚴峻時刻、惡劣處境和凶險脅逼。現實生活上一連串發生在傳媒工作者身上的事件並非偶然，雖然至今仍未能列舉出確實證據，可是，種種醜惡的現象和旁證實在有跡可尋，早已令人深感恐懼不安，驚覺本港「新聞自由」已危機四伏。
理事會一直關心本港「新聞自由」的問題，積極回應了最近新聞界的幾件重要事件，並組織和參與有關行動： …… 閱讀全文
前文談到中國在80年代恢復律師制度，本文會再深入介紹律師制度的發展。轉到中國司法方面：文化大革命後，痛定思痛，中國認識到法律真空的禍害，1978年開始重開法院。生活在大陸以外的讀者可能不易明瞭中國的「政法」制度特色，本文先說明一下。
在一黨領導下，中央的政法機關主管國家一切與法律有關的事務。2012年中共十八大取消政治局九位常委中的政法委書記一職（十七大政法委書記為周永康），有說是向多年來以維穩之名權傾朝野的政法委削權（多年來政法委領導的龐大維穩機器令人想到明代的「錦衣衛、東西廠」，後稱「廠衛」，和袁世凱時代的「偵緝隊」，共同之處是他們的權力凌駕國家法律）。
1979年，當時的中央政法小組（主任為彭真）主導恢復司法部。「司法部」是甚麼機關？當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各級人民法院的設置、 人員編制和辦公機構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各級人民法院的設置、人員編制和辦公機構由司法行政機關另外規定。」同年9月，恢復設立司法部，成為正式的司法行政機關。1980 年底，從中央到地方都恢復了司法行政機關，在省、市（地區）稱為司法廳或司法局等；其後在農村、公社（鄉）或鎮則設立司法助理員。
簡言之，司法部地位高於法院，是政府（即黨）對法院的直接行政領導。按照1979 年國務院的規定，司法部負責管理設置各地區人民法院，包括法院機構的組成和編制、和培訓司法幹部（即法官）等。同時，司法部亦主管律師和律師組織（包括審批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和日後的律師協會），及負責公證機關的工作等。從1983年起，國家的監獄、勞改、勞教事務都歸司法部管理，至此，司法部便是一個主管全國法律事務的機關，包括管理各級法院事務、律師事務、國家法律教育、法律政策與宣傳、懲處和管理罪犯的司法行政機關，權力之大，直接影響國家法制的建設與發展。雖然，各級人民法院也自行負責行政工作，但身處這司法行政體制之下，中國司法（法院）由開始便被置於國家行政（即黨）之下，法官是司法「幹部」，是附屬而非獨立於司法行政機關的人員。
按照中國憲法126條：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各級行政機關干涉。事實又是怎樣？
從體制看，國家所有法律部門（包括法院）既由黨的政法機關領導，中國自然難以有司法獨立了。中國各級法院的經費來自地方政府，法官的任命得通過地方人大，這種被橫向領導的行政格局，決定了各級法院只是地方政府行政架構的一部分。此外，每級法院內部皆設有一個稱為「審判委員會」的機構，由高級法官（例如院長、副院長）和法院黨委等組成，它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每當法官遇有重大疑難的案件，若認為有需要時得徵詢審判委員會的意見，當然，法官是不可能違反審判委員會的「指導意見」了。在80年代，中國重開法院之際，在當時社會制度困難重重的歷史條件下，國家缺乏法律、缺乏法律人才及具備足夠資格的司法人員的情況下，審判委員會的出現，也可以理解為過渡時期的權宜性設計，用以在需要時協助審理案件的法官。然而這樣一來， 審判委員會很快便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怪胎」。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對教育工作者而言，普通法中最惹人懸念的是教師有「擬家長in loco parentis」的法律身份。生育率超低的今天，兩人照顧一個小孩都教人感到吃不消，一般中學有近千學生而教職員總計不過百，前後對比，學校的教師又怎能「像家長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樣地」去關顧眼前的所有學生呢？究竟有沒有一些客觀標準可以讓教師作個參考？答案是：沒有。
聽來很駭人，但大家不妨細心想想，家長照顧孩子是否有客觀標準？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這些標準總會因家長所屬的社會階層、自身的價值觀等等主觀因素而有顯著不同，很難寫就一套普遍適用的標準。不過，我們心中又隱隱然有一些尺度；再者為求達到某些普世而公認的準則，政府會透過立法規管公民的行為，例如，家長不能獨留子女在家中，僱主不能聘請童工，還有強迫入學令等等。於是，雖曰手中無劍，但看來心中卻要有劍。更要留意的是，這些尺度總是隨著時代而不斷變更，即，這劍竟然是越來越「鋒利」的。我仙遊的老爸總愛說：他自有記憶開始，每天都要騎在牛背去放牛，「背起書包上學去」是從來都沒有過的想像。他與民國同年，是一整個世紀前的僻壤村童。那些年，誰人對他有謹慎責任？ …… 閱讀全文
在上兩期談自主學習中，粗略的分為三個取向，上期已解釋了元認知取向，及如何在學習的歷程中，調動學習動機，運用認知學習策略，到高階思考、探究及自我反思。
第二個取向是國內在「還課堂給孩子」觀念下推行的自主學習。自國家教育部於2001年發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來，各地區都推行了由下而上的課程及教學改革，課程由「一個綱要、一本教科書」改為「一綱多本」，但仍受制於「應試」教育本質，對「高考」的重視，學生與家長的憂慮與緊張，可見一斑。國內的前進教育學者，受西方教育理論及見聞影響，紛紛提出改革，搞「素質教育」，最具體的自然是就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提出質疑，認為師生應有互動，讓學生更多機會參與課堂上的學習，要求教師多發問，課堂上教學起了變化，一時之間，由老師主導灌輸知識的教學「滿堂灌」變為「滿堂問」，國內班級人數平均50人，互動機會仍少，小組活動及合作學習等形式又相當吸引，紛紛仿效，又由「滿堂問」變成「滿堂轉」。 …… 閱讀全文
葉建源
【葉建源議員辦事處】Facebook / 電郵：[email protected]
二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由我提出的「非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下收生的安排」。這是由於我收到很多校長、家長及學生對大學收取非聯招學生的疑問，質疑升讀本地資助大學，有否捷徑？持其他學歷會否比本地學歷更有優勢？
自1990 年起，以高級程度會考（AL）或中學文憑試（DSE）為基礎的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一直是本地公開試考生升讀資助院校的主要途徑；而持有其他學歷的本地生，則須透過「非聯招」申請入學。按院校的說法，「非聯招」有助院校取錄不同背景和學歷的人才，促進學生的多元化。這點我並無異議。可是，在大學學額不足的情況下，如果收生制度不公，定必引起社會極度爭議。 …… 閱讀全文
會長 馮偉華
中學學界近年經歷巨大變化，無論是適應新高中學制改革、準備文憑試及避免縮班殺校等，都切實影響著每一位中學同工的工作。是次茶座，我細心聆聽了前線中學老師分享他們在這些轉變中的所觀所感，無疑令我更能掌握中學學界的脈搏，做好未來的工作。 …… 閱讀全文
在聯署行動以外，中學行動組較早前獲悉教統會於2月17日的會議上，會討論班師比的問題，本會即透過副會長兼教統會代表黃克廉，向委員會遞交包括比較兩岸四地相關情況的分析文件，要求設立專責委員會，正式啟動檢討中小學教師編制的程序。
會議上，黃克廉與學界代表均要求當局盡快啟動程序檢討班師比，但教育局未答應正式啟動諮詢或檢討程序，只會提交相關資料，供教統會進行前期研究，這個議題會在日後的教統會會議上繼續討論。
此外，本會立法會代表葉建源，將在3月18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討論「處理中學學生人口下降帶來的問題」，務求提出措施全方位解決中學面對的問題。若政府仍漠視教師意見，令學生的學習環境繼續惡化，業界會研究「維護教師專業運動」，例如建議拒絕部分非教學為主的職責，以騰出時間做好對學生更重要的教學和輔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