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特刊

陳杏英:2013年的新年願望

2013年1月1日元旦日下午,我到了歌連臣角紀念花園出席司徒華先生的追思會,然後再前往維園參加民主人權陣線舉辦的元旦大遊行,由維園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會宣布當日遊行有13萬人參加。多年來我參與多個大小不同的遊行,因為我愛我的學生,他們會在香港升學及生活,所以我希望香港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及社會政策,讓他們能愉快地在香港學習及成長。多年來香港的各項教育政策,影響非常重大。我們幼師也要關心各項教育政策的改變,要團結力量及表達意見!所以我要去遊行,遊行是盼望政府能聽到我們不同的聲音。 …… 閱讀全文

潘瑩明:用對話來學習

Charlotte 是我做研究時 ( 註 1) 遇到的中學生。她是一位滿有「玩」心的女孩子 ( 註 2) ,加上受到數學老師的啟,她從數學中找到的樂趣,還會感染給同學。

其實她們是在對話中互相感染的。對話時,每一位參與者(1)有聽,(2)有講,(3)有反思,(4)性格和學習態度更不斷建構。這四者是互動和並進的。

數學課裡的對話,本也可有以上四部分。可是,數學一向被視為以(1)聽和(3)反思為主,但那只是傳統的教學法所造成的印象,也可能是「大班」的局限使然。缺乏(2)講和(4)性格及態度的建構,會令學習低效,甚至出現抗拒生厭的情緒。 …… 閱讀全文

霍立德:是「資優」?還是「知憂」?

大多數人對資優生的第一個反應是:「佢地資優咁叻!仲有問題?」香港電台製作的〈鏗鏘集——知優〉曾對資優生問題作出探討,內容紀錄了兩位資優生的一些生活片段,是關注資優生的老師們不可錯過的有用資料。

在本港,資優的定義是甚麼呢?根據教統會於1990年「第四號報告書」中的定義,資優兒童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潛能的兒童: …… 閱讀全文

經志宇:檢討融合教育政策刻不容緩

融合教育政策自1997年起推行,讓失明、失聰、輕至中度智障、有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等有「特殊教育需要」(英文簡稱SEN)學生,除可入讀特殊學校外,也可選擇主流學校。

但日前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教育學院進行有關「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結果公佈,受訪當中的875名學生,有26%稱受欺凌,31%稱被取笑,比率較有同樣遭遇的普通學生多三成,主要是言語欺凌,也有肢體欺凌。這些學生除了在校內被同學、老師排擠外,更被普通學生的家長欺凌,如要求將其調到課室角落座位,以免影響課堂;平機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人謝永齡表示驚訝,「幾得人驚,好似人學車時,隔籬個師傅都唔係幾識車」。他指出教師欠缺認知,難以達成SEN學生需要。 …… 閱讀全文

葉建源:減少教節

有朋友認為,與其減少每班人數,不如減少教師教節。因為減少教節之後,老師才可以有足夠時間認真備課,教學效能才可以提升。

我答:我也支持減少教節,香港中小學教師動輒每周30節,海峽兩岸的同行都聞之駭然,認為不可思議。這個教學節數,是不可能備好課的。

不過,減教節與減少每班人數並非對立,只要資源足夠,完全可以兩者並行。在台灣,在內地一些沿海城巿,都逐步實現了較合理的教學節數和班級人數;香港經濟條件最好,偏偏進展就最差!決策者在這個問題上應好好深思。 …… 閱讀全文

教協理、監事響應元旦大遊行

自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去年7月上任以來,醜聞不絕,他的僭建問題更令其誠信盡失。在僭建事件中,梁振英不斷以謊言掩飾其過失,是教育的反面教材,更為我們的下一代立下了極壞的榜樣。另外,從管治角度看,梁振英的謊言亦導致政府威信下降,政府日後的施政只會舉步為艱。因此,為了發出教育界的聲音,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教協會響應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元旦大遊行,促請行政長官下台,立即普選。1月1日當天,本會由會長馮偉華帶領多位理、監事出席,並手持橫額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及「誠信破產梁振英下台」。

圖:會長馮偉華與理、監事響應元旦大遊行

172先生方景樂 – 通識老師參選全國人大

連我自己沒想過,天天在課室幹活的老師,竟會參選港區全國人大。而這個故事是始自1989年。

那月那日,一個就讀中二的小伙子,見證了人性的光輝:廣場上學生無私地為國家付出而絕食,也目睹了政權的醜陋,政府竟用坦克槍械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那天,香港社會的哀傷、老師們的淚水,給我以至整代年青人洗了禮,十年後我當上了教師,及後任教通識科,基於職責所在,與學生一起認識中國,關心國事。

自任教通識科以來,老師必須要求學生先以論點,輔以論據,解釋對某議題的看法,甚至需要培養價值觀,建立自己的立場。於是,在這過程中,老師不可能沒有自己立場。相信眾多老師和我一樣,面對中國必然形成了一套見解,以我為例,教授改革開放政策,對於三十年來經濟奇蹟,深感驚嘆,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政治改革和司法建設長期滯後。每次跟學生討論時事如「毒奶粉」、「地溝油」、「李旺陽」、「劉曉波劉霞」等,心裡難過得很。 …… 閱讀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簡史
無法無天的60、70年代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張耀良

經歷自1958年連續三年「大躍進」運動及「人民公社」後的中國,60年代初國民經濟稍喘定。中國曾短暫有過重建法制的跡象,例如在1962年重啟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和繼續仍未完成的刑法起草工作。部分城市曾有限度地恢復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即日後律師的前身)的制度。然而不久又來了「四清運動」和「社教運動」(即1963年開展新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指在農村「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等),這場荒唐又極具破壞力的政治運動,再次打斷法制重建。結果,恢復立法和法制的工作又停止下來。同時,外交上中蘇關係決裂,中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連帶已發展超過十年仿傚蘇聯的新法律體系也遭受衝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幾乎整個國家的架構體制,包括僅餘仍未完全掉的法律體制,都在瘋狂的政治運動中受到徹底破壞,包括當時極左思想指公檢法是以黑線為主導,鬥爭矛頭直指所謂「砸爛公檢法」,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制度自然也不能倖免。

文革前夕,北京大學一則小插曲,也可以反映當權者如何利用法學界作鬥爭工具。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 (成員包括康生、江青等權傾朝野替毛澤東執行文革極左路線的一撮人) 批判吳唅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歷史劇,要求北大法制史學者挖出明代清官海瑞的判案「黑材料」,北大張國華教授等組織一些年輕教師和研究生進行研究,把能夠找到海瑞的判案整理出64個案件,得出結論是海瑞判案剛正不柯,嚴格依封建法辦事,引起中央文革小組不滿,批評為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張國華教授於是拒絕再從事海瑞研究,結果他在文革中慘遭批鬥。

從文革至大約1978年間,中國出現了一個既沒有法律依據更沒有憲法基礎的組織,但卻比任何具有法律依據或憲法基礎的政府機關擁有更大、更凌駕性的權力,令人聞之喪膽、談虎色變的組織,名為「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的命名來自毛澤東。最先起於1967年1月,上海爆發所謂「一月革命」(又稱「一月風暴」),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在全國全面奪權。革命委員會由各地造反派成立,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為名,目的是奪取地方黨政機關權力。全國各地大規模有組織地發生群體武鬥,群眾攻擊各級政府及文教機關,破壞社會一切正常活動,逐漸地全國秩序陷入失控局面,國家實際上瀕臨內戰狀態

那時候的革命委員會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國家政法機關。在沒有法律也沒有法院的日子,革委會便是一頭集公檢法大權於一身的怪獸,但實際的權力卻比憲法下的公檢法或任何政府機關更大。例如它只須在任何子虛烏有甚或無中生有的罪名上加上「反革命」三字,便可以治任何人以任何罪,諸如「反革命走資派」、「反革命兩面派」、「反革命黑幫分子」、「反革命污蔑偉大領袖」、「反革命裡通外敵」、「反革命煽動」等,便可以對任何人行使司法權力。革委會的權力可以說是無限的,比任何地方政府機關或黨委更大,在革委會的管轄範圍內,一切都是革委會「說了算」。在國家法律真空的狀態之下,他們行使公檢法權力時,便只有常態性的肆意「查、抄、逮、關」,由濫施嚴刑,或無限期關押,至執行處決,一切都是憑這些由造反派組成、目中無法的革委會決定。

1976年,隨著毛澤東去世及文革結束,歷經苦難的中國,終於可以再出發,認真思考法治的建設。

李金嘉倩:教學語言系列之七
英文生字的教學法(Vocabulary Building)之一

前 DOLACEE & ILLIPS 計劃總監 李金嘉倩

在用英語學與教時,師生的一大困擾是生字。在與老師傾談時,常聽到的說話是:「佢連英文字都唔識多一隻,又點用英文學習呢?」這可能是老師在困擾之餘的稍為誇張之談,但也由此可見,如何學與教生字確是在以英語學習時的重要課題。

在我觀課或為老師提供支援時,看到多數學校都努力的去解決生字問題,但方法是否有用卻成疑問。他們多數採用下列各法: …… 閱讀全文

資助學校常額教師計薪知多少

>> 《權益與專業》主頁

權益及投訴部

相信不少同工對「認可服務年資」、「斷職」、「提取公積金對計薪的影響」、「文憑教師(CM)轉職學位教師(APSM/GM)的計薪方法」,或多或少都希望多作暸解,本文嘗試向同工提供資料如下。

認可服務年資

官立學校、資助學校、直資學校、按位津貼學校或開辦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不論是常額、任何形式的津貼或撥款(例如學校發展津貼、優質教育基金或一筆過撥款等),而獲聘為月薪教師職位的教學年資,均可視為「認可服務年資」;而本地大學及專上學院、中小學以外的私立學校及海外的教學年資,如經教育局核准,亦可獲承認為「認可服務年資」。 ……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