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報/特刊

教協焦點 – 護花春泥

出版部副主任 陳國權

北非諸國大漠風起雲湧,人民高舉茉莉花,掀動群眾激情,埃及已變天,其他國家的負隅者雖然仍頑抗,相信專制獨裁者終會下台。 這是人民力量的勝利。

內地當權者已聞「花」色變,虛怯和專橫的本質表露無遺。公安員警的手段令人髮指:圍板封舖洗街車堵路,全面封殺網頁訊息,囚禁維權人士,驅趕漫步廣場的市民,為的就是所謂「維穩」而扼殺人民民主的萌芽生機。

同樣的心態和行事作風在特區高官心裡滋長,一聞洋紫荊行動便驚惶失措,放棄一向秉持的理財哲學和守則,隨即修訂疏漏百出的財政預算案,肆意大灑金錢,意圖紓緩民怨和平息民憤,為了短視的「維穩」效果而不惜付出沉重代價,後禍無窮。

香港的民主路仍遙遠而崎嶇;內地人民追求的長治久安局面仍有待建基於民主體制和法治管理。 時至今天,香港仍總算是中國國土的一片沃腴而乾淨土地,我們必須好好珍惜,細意護守,在堅持信念和理想下,讓栽植的花繼續盛放和最終結果。

性別觀點主流化 改變男女不平等

教協報記者

性別觀點主流化,且不要說校長教師,即使官員和議員都非常陌生,但對社會卻影響深遠。簡而言之,是在制訂法例、政策和計劃時,充分考慮不同性別人士的觀點和需要,確保男女均可平等享有社會資源和發展機會,達致性別平等。因此,教育也要引入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視角。

由政策導致的男女不平等待遇

本地教育曾有不少性別不平等的政策:薪酬職系方面,於1950年代至1970年代,女教師的薪酬待遇差於男教師;學生升學方面,沿用23年的升中派位機制,被法庭裁定性別歧視;課程方面,學生的性別決定修讀家政或設計與科技科目。由此可見,有些男女不平等的待遇,是由政策直接造成。亦即是說,若能在制定、執行和檢討政策時,將性別觀點列入主要因素考慮,便可直接而有效地改善對某一性別的限制和負面影響,從而為該性別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和機會。

事實上,男女平等是文明社會的追求價值,在沒有歧視的教育環境下教學,是師生的基本權利。因此,在校內推行性別教育提昇性別意識,教導學生了解不同性別的成長處境和壓力,以同理心及尊重不同性別需要的態度處理問題,尤其重要。為此,本會訪問了新婦女協進會主席蔡泳詩及婦女基金會研究委員會主席姚正宇,分享他們對推動性別教育及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感受和建議。

性別定型影響選擇和發展 女性收入較男性低

姚正宇表示,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的關鍵在於,讓大眾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切實的存在著性別不平等事例。蔡泳詩指出,不少人認為現今男女已經平等,事實並非如此,單以就業為例,在性別定型的影響下,男女在選科、就業和收入存在性別分隔。縱然女性的就業機會和待遇改善了,但平均工資仍較男性為低。2009年本港女性月入只是男性七成,中位數為8500元,較男性的12000元為低。部份原因在於較多男性從事收入較高的經理、行政和專業人員,而較多女性從事收入較低的文員和非技術工作。然而,即使在男女教育程度相同的情況下,女性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均較男性為低。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00年進行的《學生對性別定型及家庭崗位的態度》及1999年進行的《分析課本及教材內定型觀念》研究發現:男女學生對科目和職業的取向,受到性別定型規範;大部份教材仍然是用傳統性別定型,描述不同的專業和工作。

蔡泳詩解釋,學生選擇科目是性別定型的其中一個現象:女生較多選文科,男生較多選理科,某程度上決定了學生日後的職業取向,而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投資,也偏向著重以理科為主的基建、科研和金融業,較少注重以文科為主的文化產業,以致影響不同性別畢業生的收入和職業發展。

推行性別教育  需要多方合作 觸發反思及改革

蔡泳詩和姚正宇均表示,要改變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建立性別平等的教育環境,必須與學校合作,推動性別教育。與此同時,最重要是需要得到政府支持,增撥資源進行公眾教育,並將性別教育列入中、小學及教師的培訓課程,提昇他們的性別敏感度去分析及反思學校、家庭及社會對不同性別的期望是否合理,及需要作出甚麼改革。姚正宇更強調,教育界須與傳媒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教導學生以批判角度過濾及審視傳媒對不同性別塑造的形象與性別定型的關係。

性別平等 人權公義 國際承諾

事實上,《性別歧視條例》以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出:因性別定型而影響個人的發展是違反人權的行為。性別歧視行為不但違反公義原則,亦妨礙不同性別的平等參與和發展。因此,香港政府有責任履行國際承諾,消除性別定型,確保男女平等。

活動預告:

新婦女協進會及婦女基金會籌備了一系列性別教育講座和工作坊,供中、小學師生參與。請直接向有關機構查詢活動詳情及登記。

新婦女協進會 (電話:2720 0891)
http://www.aaf.org.hk/files/GMtalk_hkptu2010.pdf
http://www.aaf.org.hk/gender_edukit/(性別平等教材套)

婦女基金會(電話:2592 8265)
http://www.thewomensfoundationhk.org/

性別詞彙:

性別歧視 基於性別的不同而作出較差的待遇、排斥或其他限制,妨礙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性別定型 性別定型是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標準化期望及規範,例如女性「應該」要文靜、溫柔、整潔;男性「應該」要主動、強壯、剛毅等等。性別定型為某一性別發展定下了
「應該」框框,有別於框框內的行為可能會被視為異常,甚至遭受歧視。

《性別平等在校園——從女教師的裙與褲說起》論壇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及 新婦女協進會 合辦

目  的: 反映現時校園內性別不平等的情況,並促請平機會及教育局盡快訂立《性別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及加強推動性別教育的培訓工作。

日  期: 2011年3月5日(六)
時  間: 上午10 時至12 時
地  點: 教協銅鑼灣會所
對  象: 校長、教師、學生、傳媒及關注性別議題的人士

出席嘉賓包括: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教協會副會長張文光、莊耀洸律師、
福建中學副校長周蘿茜、學生代表Miki LAI、前教師鄺皓凝及新婦女協進會代表兼社工譚嘉瑛。

報名方法: 下載報名回條,填妥後傳真至 2770 2209 或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

若您工作或認識的學校,仍規定或要求女教師必須穿裙上班,請您將有關學校名稱和情況,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讓我們了解實況及跟進,謝謝!

念司徒先生

 永遠懷念司徒華先生專輯
理事、監事、職員、摯友緬懷司徒華先生 目錄

陳洪(現屆理事)

1980年3月,我當時是教協數學組的工作人員。理事許國輝向我說:司徒先生約你吃晚飯,我答應之餘,不免心底盤算,如果他找我當新一屆的理事,我一定會推辭。

到了三好酒家,點了菜,司徒先生跟我們談工作,談教協的發展,最後真的開口邀請在座的三位朋友加入理事會,第一位拒絕了,他有點失望;問第二位,也推辭了;問我,我支支吾吾,說我打算今年結婚,說我晚上要學中醫等,他多說兩句之後,我就改變主意答應了。

算一算,到如今有31年了,這31年間,我曾偶然的想起這事,我想,我真的有幸而且有緣,設若沒有這個決定,胸無大志的我,這31年的光陰會是怎樣的渡過和虛耗啊!

這偶然的有幸和有緣,使我可以跟著他做事和學習,並因而自覺有點長進。從文憑教師事件的抗爭、89民運成立支聯會、政改討論,他都是在極其艱難的政治環境下謀求出路,沒有氣餒,組織抗爭,堅定堅毅,團結各方,抵住逆流,這既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認知水平,也需要無比的道德勇氣。在眾多事件中,他且能做到在勝利在望的情況下,不會沖昏頭腦,沉實冷靜,從實際出發,永遠有理有利有節。

如今,哲人其萎,我謹希望有志的後來者,學習到司徒先生的智慧和做事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魄力,為他未竟的事業繼續奮鬥下去。

(2011.01.17 #583《教協報》永遠懷念司徒華先生 專輯)

談TSA衍生的操練文化 —專訪教育顧問韋惠英

教協報記者

根據政府新聞公報,2010年共有19萬5千名小三、小六及中三級別的學生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有關評估旨在讓學校了解學生的基本能力、協助發展課程計劃和教學策略及提昇學生學習效能。 究竟,這涉及近20萬名學生的評估,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評估是否有助學習?及帶來甚麼影響?今期本報訪問了從事多年小學英語課程發展的教育顧問韋惠英,從她個人的經驗,分享對TSA的觀察和意見。

記者:TSA的評估結果能否達至當局預期的目標?
韋惠英:「首先,大家對『基本能力』的定義清楚嗎?是指學生達到教育局英語課程所訂的要求嗎?當局可否釐清對僅得8歲的小三學生,只有360小時 註 學習外語的『基本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是甚麼?這些需讓學校和家長知道。」 註:每周英語課4小時X30周X3年=360小時。

記者:TSA對學生的學習生活和學習興趣有影響嗎?
韋惠英:「曾有不少小學教師反映,為了應付小三的TSA,學校要在小學二年級便開始操練學生,小三開始要補課。上課要做練習、對答案,和教應試技巧,這當然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學生亦少了看課外書和參與其他課外活動的時間,日子久了,他們容易對學習失去興趣。相信這些都不是當局的期望。再者,若大多數學生是需要透過操練評估才能達標,也不應是當局的教育理念,亦不能達到在初小打好學生學習英語的基礎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興趣的根本目標。因此,學生不用操練而能達到8歲小孩360小時外語學習的基本能力,才是真正的達標。」

記者:你對本港在小三階段評估學生的第二語言(英語) 有何看法及建議?
 韋惠英:「其實,並無必要評估年紀這樣小的學童的外語能力,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8歲時評估學童的外語或第二語言的能力。」

本會曾去信向教育局查詢,歐美先進國家有否在小學階段就第二語言作基本能力評估,教育局的回覆是:「……以英語為法定第二語言的馬爾他將評估於四、五年級進行。而以英語作外語的法國則於每五年在五年級評估;而瑞典亦於六年級為學生進行評估。一般來說,第二語言的能力評估要求都較第一語言為低……」。

有限時間完成大量考題 教師只好操練應試技巧

除了過早評核學生的外語,韋惠英亦表示:「美國兩位小學教師看過本港的英語TSA試卷,意見是:考時太短、考題太多、有些題目不清晰及對8歲小孩外語學習來說是過深。例如,2007年小三的英語TSA Reading & Writing考卷共16頁,學生需在25分鐘內完成5個部分,共答24題和完成1篇30字的引導寫作,而2010年更增至19頁。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量考題,學生只能匆匆忙看題目,因此,學校唯有操練學生熟習評核的題型和模式,務求學生快而準地完成答題,達到評估的要求。」

韋惠英曾在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進行為期6年的「綜合英語教學法」行動研究,結果發現小學生在一個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英語,成績更為突出。

最後,韋惠英強調:「要讓學生有空間多看書、多寫作,讓他們喜歡英語,才能達到英語教學的長遠目標。」

讓學生輕鬆愉快地學習 為評估而評估的「學習」模式有何意義?

不斷強調是否達標,會否扭曲教學?從評估而衍生的操練文化,對老師和學生產生甚麼效應?犧牲了學生的學習空間和學習興趣是否值得?這是學校的辦學目標?教師從事育人工作的心願?

心在教育 根在教協

  永遠懷念司徒華先生專輯

副會長(內務) 張文光

 司徒華的心在教育,而根在教協。

 他做校長時,給老師很大的自由,只要你真心愛學生。他說:只愛出糧的老師,月尾才快樂;但愛學生的老師,天天都快樂。

要概括司徒華的教育思想,是「有教無類」;要形容司徒華對學生的期望,是「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做人。他是一個平民教育家,不尚空言,而是終身的實踐。

他的學生,有很多來自貧窮和不幸的家庭,甚至有案底被監護的兒童。教育署深明司徒華的作風,常將這類別的學生送來,司徒華從未拒絕過。司徒華說:如果我們也算名校,就是收容這些學生的名校吧。當《人權法》通過後,他每次開教師會議,第一句說話,更是「不准體罰」。

他常鼓勵百厭學生「爭氣做人」。這些學生的百厭,固然有個人或家庭的原因,但因百厭被罰,已是家常便飯,司徒華深知:再罵他們,無補於事。因此,鼓勵他們爭氣,去其惡,揚其善,持之有恆,是極重要的教育。這些學生,即使在學時未教好,但畢業後大多成為「勤勤懇懇,老老實實」的人。當中,有很多動人的故事,有很多司徒華的心血。他的教育理念,影響教協甚深。教協38年的教育路線,就是「平民教育」的路線。

司徒華最受稱頌的組織是教協。

人們看見教協常在政治浪尖,常參加遊行請願,認為教協過於政治,脫離教育和教師。但真正的教協,大部分的工作是教育和教師,政治不足十分一。司徒華曾論述教協的角色:教育事務一馬當先,當仁不讓;社會運動義不容辭,吶喊助陣。

司徒華深知,教協根在教師,不能忘本。最近被廣為報道的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教協路線,農業是教師權益,輕工業是福利文康,重工業是教育改革和社會公義,其中最花力氣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重工業的教育改革,是全力以赴,從不缺席;其它社會運動,只重點參與,像爭取民主,像平反六四。

教協是司徒華最重視的基地,他不大熱衷議會,離世前也告誡我們,不要中「議會毒」,其實是重視組織教師,重視教師的權益和教育改革。

他常說:教協最終要「永遠在野」,回歸工會。當民主已成熟時,教協可以放棄參政,讓位政黨;當環境最惡劣時,教協寧願放棄議會,組織群眾。教協是司徒華放不下的事業,這裡有著他的青春、夢想、奮鬥和希望。

(2011.01.17 #583《教協報》永遠懷念司徒華先生 專輯)

今年冬天特別冷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蔣昭儀

今年冬天好像特別的冷,歐美連場大暴雪影響航空交通,內地大雪影響供電的新聞不絕於耳,香港也屢屢錄下低於攝氏十度的氣溫。

然而,刺骨的不止是寒風;中國政府對維權律師和法律學者的欺壓手段,其實比寒風更教人心寒。

北京法律學者、家庭教會領袖范亞峰博士於2010年12月9日被公安國保人員帶走,他的家和他帶領的聖山研究所被查抄,銀行卡和存摺被沒收。失蹤10天後,范亞鋒「獲釋」被送返家中,卻繼續受到北京當局嚴密隔離;他家門口駐有大量國保看守,他本人、妻子吳玲玲和年僅三歲的兒子虎子也不能出門;家中網絡被切斷,不能上網,電話就成為唯一可以和外界聯繫的工具,但也遭到嚴密監控;親屬和朋友都不被允許探望,維權律師李和平、張凱等人曾於12月18日前往探訪,都遭到門外警員粗暴阻攔。

就連探訪范亞峰母親,也可能遭受殺身之禍;一直致力於維權工作的北京中國政法大學講師滕彪於12月23日探訪范亞峰母親期間,遭國保人員強行帶走,問話期間遭暴力對待,更有警察揚言要將他「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幸好滕彪及時於網絡發表消息,並詳細寫出他跟公安人員的對話,引起多方關注,方能倖免於難。(詳情參考滕彪的文章:「打死挖個坑埋了!」

另一邊廂,北京維權律師倪玉蘭也受到進一步打壓;倪玉蘭因幫助訪民,於2002年而被公安毆打至雙腳不能行走,從此只能在輪椅上過活,生活不能自理,亦被吊銷律師執照。2008年其住房更被強行清拆,她奮力捍?自己的私有財產不被無故侵佔,卻招致兩年冤獄。出獄後一直無家可歸,去年6月和丈夫董繼勤被國保帶往旅館居住,雖然仍然失去了屬於自己的安樂窩,但總算有處所棲身。可是好景不常,自今年12月中,公安突然將她居住的旅館的供電和電話線截斷;沒有暖氣、沒有電燈,在這寒冬中,倪玉蘭和丈夫只能靠微弱的蠟燭照明和取暖。

還有自去年九月刑滿出獄就被軟禁在家的山東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他在獄中已開始受大便帶血的問題困擾,卻一直未獲得醫治,他五歲的女兒已近半年沒有上課了;還有一直失縱的高智晟、被軟禁在家的劉霞、浙江樂清就徵地問題帶領村民上訪而被輾斃的村主任錢雲會的家人,還有成千上萬的訪民和維權人士,在這個冬天,受著不同的壓迫,日子不知道過得怎樣了?

上述律師和維權人士們,只是為了捍衛基本權利和自由而發聲,向弱者施以援手與人為善,勇敢向不公義說不,卻換來一連串不人道的待遇;流露出人性光輝的人,卻遭受不人道的打壓,天理何在?中國政府為了鞏固其統治威信,而製造這些「白色恐怖」企圖噤聲,扭曲人性,手段下流,令人齒冷!

我希望,人性的光輝能像一道暖流,於每一個寒冬振奮著每一個人的心,而不是被白色恐怖打壓得枯竭!我真想向中國政府說一聲: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白色聖誕、白色冬天,但,我們絕對不需要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