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2018年3月15日

就政府即將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教協昨日（3月14日）於教協總辦事處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副局長陳帥夫、政治助理吳璟儁以及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會面。會上集中討論《國歌法》對教育界的影響。教協會長馮偉華於會議上表示，本港學校一直都有教授國歌，認為當局毋須把有關學校的部分，即第11條納入香港法例。當局只需按現時做法，由教育局發出指引便可處理教授國歌的問題。

教協代表在會上亦關注其他與《國歌法》相關的問題，包括關注條文的用詞會否令公眾感到混淆和擔心誤墮法網。教協將繼續關注《國歌法》立法對教育界的影響，並期望當局接納教育界的意見。（完）

2018年2月27日

一、前言

教育是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基礎，尤其對少數族裔來說，教育對促進階層流動、種族共融等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由於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程度普遍較華語生低，窒礙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更遑論達到向上流動和融入社會等目標。政府雖然在近年推動了不少有關少數族裔的教育政策，如設立「中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非華語考生開設應用學習中文科等，但似乎仍未能對症下藥，改善少數族裔就學率比華語生低的問題。教協十分關注少數族裔的教育，特別是他們學習中文的情況。本意見書旨在審視現行政策的情況，並就此提出相關建議，期望當局能採取積極措施，為少數族裔學生提供一個適切及公平的學習環境。 …… 閱讀全文 →

新聞稿 2018年2月22日

前言

1. 政府於2000年推行教育改革，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為學生「拆牆鬆綁，創造空間」，包括改革課程、考試及評估機制等，希望改變偏重學生成績而輕視全人發展、強調背誦而忽略思考，探索和創新的教學方針。可是教改實施至今，學生的學習壓力有增無減，甚至減少其學習興趣和多元發展空間，求學不是求分數已淪為空談。近年不同機構針對本港小學生學習或健康的研究調查，結果都頗為一致，就是學習時間長、功課多、休息及閒暇少，加上學童自殺問題近年有上升趨勢，當中大部分疑與學業壓力有關，引起了社會對學生學習壓力的廣泛關注和認真反思。
2. 學生學業壓力背後，固然有更深層的文化根源，要改變社會「贏在起跑線」的惡性競爭風氣絕不容易，政府有責任帶頭做起，先盡力移除、改變或減輕現制度下衍生的沉重壓力。為此，本會去年底進行小學問卷調查，嘗試從前線教師角度了解學校家課政策、學生功課量和各類考測的現況和看法，期望整合有關問題並探討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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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18年2月1日

背景

1. 今年一月一名五歲女童疑遭虐殺，及後接連發現懷疑兒童受虐個案，引發社會對處理保護兒童的機制、支援及資源人手的關注。根據社署數字，過去四年本港虐兒個案按年上升，至2017年首九個月已逾700宗，若按香港大學2010年「虐兒及虐偶調查」所得，虐兒求助個案僅佔全數的1%，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近年，青少年問題低齡化，欺凌、吸毒、精神健康等問題，性質亦愈見複雜，極需專業人員及早介入、深入輔導及長遠跟進。在學兒童不少時間在學校中渡過，學校是家庭以外最能為他們張開保護網的地方。可是，一直以來學校的輔導資源不足，制度問題亦致輔導人手大量流失，輔導質素深受影響。
2.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於2011年曾組成關注學校輔導聯盟，進行《小學學生問題統計》搜集政府、大學及社福機構關於小學生問題調查所得的數字，包括小學生吸毒、虐兒、兒童精神病、兒童自殺意念、特殊學習困難的比率，從而推論可能需要接受輔導/支援的小學生比率高達28%，反映小學輔導服務需求龐大。聯盟遂共識爭取在小學落實「1+1」制度，即每所小學按規模設立常額駐校社工及主任級別的常額學生輔導教師，為學校及早識別和介入等工作提供資源配套。但政府一直迴避，不肯在小學配置足夠及常規化的輔導人員及社工，是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的嚴重失誤。
3. 面對嚴峻的學童問題及其背後複雜的家庭問題，情況刻不容緩，教協與社總將於2月2日會晤教育局局長及勞福局局長，要求局方除了調查有關個案的處理漏洞，及全面檢討保護兒童的政策外，初步而且首要的是，就輔導資源、缺課制度及配套等方面，盡快落實即時的改善措施。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缺失　

4. 教育局自2002-2003年在小學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按班數提供相應的輔導津貼，學校可自行聘請輔導教師／輔導人員／社工，或向非政府機構購買駐校輔導人員服務；有關服務規定每三年便要以價低者得的方式重新投標。有關資助模式和津貼額一直被詬病，令學校無法有足夠和穩定的人手，更難以聘用資深社工辨識/處理複雜多變的個案，更遑論是長遠及深入的輔導。

問題一：輔導人手嚴重不足

5. 社總小學輔導服務關注組於2015年公布《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問卷調查》，發現逾九成校長、教師及小學學生輔導人員認為小學輔導人手資源不足或嚴重不足。小學只能以「學生輔導人員」推行全方位輔導，18班以上的學校可有一位輔導人員駐校，但班數在17班或以下則只可獲5輔導津貼。換言之，這些學校只能聘請半職輔導人員，或由學校及非政府組織作出補貼，以低薪聘用輔導人員，導致流失率持續偏高，嚴重影響輔導服務質素和穩定性。
6. 由於人手不足，調查至2016年更發現，學生輔導人員由2015年處理的3宗提升至2016年的244.3宗個案，每周平均超時工作11.3小時，33%人每周工作60小時，工作量大加上學生問題複雜化，令輔導人員／社工在處理各種學生危機時感到非常吃力，而且只能處理重大及嚴重的危機，難以為個案作深入的輔導和跟進，遑論分身處理及早預防的工作。

問題二：輔導人員流失率高

7. 2016年的調查發現，在流失的輔導人員當中，有67%是因小學輔導服務須每年或最多三年內要重新投標而離職。學校聘任的輔導人員因須每年續約，而且投標乃價低者得，導致輔導人員／社工不但薪酬偏低，而且失去工作保障、沒有晉升機會，即使再有心在小學輔導方面作貢獻，出於工作缺乏前景、崗位朝不保夕，促使輔導人員嚴重流失。
8. 調查又顯示，有44%受訪輔導人員現校年資少於3年，另16%年資更少於1年，更有逾半人表示一至兩年內會離職。小學輔導人員流失大，影響個案跟進的延續性，也不利於累積和傳承輔導經驗，而學校經常轉換輔導人員，亦難與學生和家長建立互信關係，影響輔導工作的成效。

提議：建立健全的小學輔導系統

9. 建立「1+1」輔導政策：在每間小學內，設立一名學生輔導教師及一名駐校社工，建議學生輔導教師納入學校的編制，而駐校社工參考中學的做法，由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社工，並且在編制內包括臨床專業社工的督導支援，以確保學生輔導服務的質素得到監察和保障。學生輔導教師負責校內統籌及提供發展性和預防性的輔導服務，而駐校社工可集中個案和家庭輔導，包括及早辨識或介入、跟進，並把嚴重個案轉介至相關機構。兩者透過分工與協作，雙劍合璧地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和家庭，真正達致全方位學生輔導的目標。
10. 取消投標制，過渡至常規化「1+1」政策：針對現行投標制度的缺失，應以有長遠承擔的「1+1」常規化服務機制去取締投標式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為免影響目前已在校工作的學生輔導人員與學校、學生和家長已建立的工作關係，要求當局提供合適的過渡期，協調小學與社會福利機構之間，由那些機構向那些小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建議優先考慮本身已提供服務的機構及繼續聘用現職學生輔導人員作駐校社工。另一方面，要求教育局重新舉辦學生輔導課程，以盡快培訓足夠合適教師作學生輔導教師，以落實「1+1」政策。
11. 保留輔導服務津貼：現政府為小學提供的輔導服務津貼，2016/17學年有323間小學選擇領取有關津貼，總額約 4億元，其他學校則選擇分配常額學生輔導主任/教師。建議保留並為所有學校提供輔導服務津貼，讓學校能靈活適切地針對其校本的需要，推動發展性及預防性等相關工作，提供資源配套，例如親子教育、培訓、工作坊等用途。
12. 全面檢討小學輔導：教育局在小學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已逾十年，期間無論社會環境、家庭形態以至學生的需要和問題等，都已發生很大的變化。當局長遠應就小學全方位輔導的模式及成效，進行全面及大規模的檢討，以探討現今小學輔導的情況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幼稚園：虐兒個案揭露缺課機制漏洞

13. 參考近期個案，例如疑被虐殺的5歲女童，據報去年11月整月未返幼稚園上課，並於12月初退學，教育局按機制不作跟進，以至未能在悲劇前及早介入；另一宗今年1月初的懷疑虐童案，一名小三女童缺課7天因而被揭發，但原來其4歲弟弟亦已缺課近一個月卻未獲跟進。由此可見，小學的缺課通報機制有助及早發現虐兒個案，但幼稚園通報機制卻失去這方面的重要效能，因而形成了保護兒童的一大漏洞。
14. 現時教育局要求中小學如有學生缺課7天便須即時通報，「缺課個案專責小組」會啟動程序跟進，這與幼稚園機制不一致。教育局只要求幼稚園在學生連續缺課30天才須通報（見表一）。且因幼稚園非強迫教育，即使已納入資助，入學率亦已百分百，教育局收到缺課甚至退學通知，也不會有程序作出跟進。教育局只處理資助金額，並沒有從關心學生的角度出發，以及早識別和介入家庭問題，保障兒童安全和身心健康，做法不能接受。

表一：中小學與幼稚園缺課通報機制

受虐兒童約兩至三成在6歲以下

15. 根據社會福利署2013至2016年的虐兒個案數字，6歲以下受虐的兒童大致佔兩至三成，而去年其調查亦指出，施虐者六成為父母。現時政府「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主要透過母嬰健康院為有需要的家長作服務轉介，對低求助動機但高危家長較難發揮作用，尤其幼兒一歲半完成大部分疫苗注射後，一般家長便很少再到訪母嬰健康院。因此，6歲以下尚未入讀小學的幼兒，若面對家暴會是最無助的一群，必須依賴其他平台發現問題，而幼兒每日接觸的幼稚園/幼兒學校，應可成為及早識別和介入的第一道防線。
16. 在幼稚園/幼兒學校的家長，不少都是新手，社聯與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於 2011 年就幼兒發展及家庭問題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家長同意幼兒學校有助他們認識到更多幼兒成長需要及管教子女技巧，但學校基於資源所限，未能滿足家長進一步的專業輔導服務需要。幼稚園/幼兒學校沒有自資聘用駐園社工，便很依賴前線老師識別學童的狀況，但幼稚園教師沒有受過家長輔導的訓練，也難兼顧教學及識別家庭危機。
17. 香港生活壓力日趨增加，特別是基層家庭要面對的經濟壓力難以想像，過去十年有社會服務機構展開「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先導計劃」，已驗證幼兒教育駐校社會工作服務最能及早辨識、介入，並以低標籤、低成本，而又高效益的支援高危家庭的最佳途徑。

提議：改善通報機制　加強社工支援

18. 缺課日數通報應與中小學看齊：從保護兒童的角度出發，教育局應盡快就幼稚園缺課指引及通報機制進行檢討，並與中小學7日缺課通報看齊，更重要是提供足夠資源配套，確保通報的缺課或退學的個案，能獲得局方切實的跟進和適當的輔導。
19. 開展常規化駐校社工服務：於幼稚園，特別是優先在服務基層的幼兒學校推行駐校社工服務，以一名社工對兩所服務基層家庭的幼兒學校，推行常駐社工服務，在沒有標籤的環境下為家長主動提供協助，及早識別有需要協助的家庭及兒童，並做到加強親職教育及保護孩子的預防性工作，協助建立良好家庭關係。
20. 提供社工應急輔導支援：短期內，教育局與社會福利署應主動聯手，即時提供額外資源，協助幼稚園設立「學校社工機構對幼稚園的緊急支援機制」，讓幼稚園若遇到懷疑虐兒事件，或校內幼兒出現其他危機時，可短時間內獲得學校社工機構的支援和協助，作為暫時的應急措施。

2018年1月30日

一、前言

《兒童權利公約》（《公約》）於1994年開始適用於香港，即根據國際法承擔了執行《公約》的義務，確保在其管轄範圍內，實現該《公約》所規定之兒童應享的一切權利。事實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02年發表了《第2號一般性意見》，當中明言「每個國家都需要有一個負責增進和保護兒童權利的獨立人權機構。這種機構不管其形式是什麼，均應能夠獨立有效地監督、增進和保護兒童權利。」[1]經過社會及各界人士二十多年的爭取，今屆政府終於落實於2018年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本意見書旨在對兒童事務委員會的架構、職權和關注範疇等方面提出建議，期望政府能成立一個真正獨立並具有法定權力的兒童事務委員會，並以兒童為本的方式監察和保障兒童的權利，讓所有兒童得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