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師工會(AFT)帶來的啟示(二之二)

權益及投訴部

上期提及雖然美國政府於1935年實施了《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讓公立學校教師也享有集體談判的權利。但美國的教師工會對抗教育部強行實施只顧學生成績的「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時,亦需要採取不同的爭取行動以圖阻止法案推行。

不同爭取行動

眼見「有教無類法案」的推行帶來對教師職業保障和學生的傷害,而州政府在實行有關法案時刻意迴避與教師及教師工會集體談判的機制,美國的教師工會便嘗試以一系列方法阻止法案的實施,分別透過兩次請願、兩度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令」(Writ of Mandamus),甚至與州參議員聯合草擬新法案。縱使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卻沒有令工會捍衛教師權益的決心有所減退。

屢戰屢敗 屢敗屢戰

工會在諮詢法律意見後,向當地法院申請禁制令,以阻止州政府教育局因應「有教無類法案」的落實而推行的評估計劃;同時,工會亦向法院申請「宣告性判決」(Declaratory Judgement),促請法院宣告州政府在推行有關評估計劃時未有遵循《全國勞資關係法》的規定進行集體談判,侵犯了教師及教師工會的憲法權利,而法院已接納有關申請。

雖然聆訊只是漫長訴訟過程的開始,但當地的教師工會對法院將作出的裁決感到樂觀,他們認為有機會藉此打開缺口,迫使執法部門停止單方面推行不合理的政策,促使政府確認教師及工會享有的集體談判權。工會期望在訴訟中得到對教師及工會有利的判決,讓有關訴訟個案成為先例,有助維護教師專業發展及職業保障。

香港教師的實況 必須爭取集體談判權

美國教師現在所面對的問題,正正亦是香港教師所遇見的挑戰。兩地的教師除了要應付日益繁重的教學工作外,亦要費盡心力與不顧程序公義的政府日夜糾纏,才能繼續維持他們應有的職業保障及專業自主。身處此等亂世,教師及教師工會應如何與政府當局周旋以促進職業保障?歐洲、美國、日本、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等發達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都已訂立與「集體談判權」相關的法例,甚至中國大陸也有《勞動合同法》保障工人享有「集體合同」的權利。反觀香港,《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只能曇花一現,之後十數年政府都以不同藉口拒絕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雖然如此,不少機構已自訂集體談判機制,以促進勞資雙方理性溝通尋求可接受的協議。你曾否想過,我們也應該如美國的教師工會一樣,享有集體談判權?

* 「有教無類法案」中文譯名參考自紐約市教育局(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 http://schools.nyc.gov及台灣教育部(http://www.edu.tw),這法案將學生學業成績與學校辦學績效聯系,作為分配教育資源與教育人員薪資的指標,最壞的情況有可能殺校,導致學校不斷操練學生甚至協助學生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