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證嫌疑人知道自己 是「不誠實」才能定罪?

余惠萍

前文關於小學入學試題洩漏一文刊登後,有教育界前輩氣沖沖致電投訴,明明是洩漏試題嘛,怎可以無罪釋放?本文嘗試闡釋R v Ghosh 這經典案例,帶出法庭上要證立「不誠實」這種犯罪心態(mens rea),必要依循哪些法律原則,以及這種要求背後是甚麼道理,希望能讓前輩釋疑息怒。

Ghosh案是1982年英國一宗上訴案。原訟庭在1981年因證據確鑿,經陪審團判定主人翁Ghosh四項盜竊罪成,每宗罪重罰250英鎊。上訴的理據是原審法官錯誤引導(misdirect)陪審團對不誠實的理解(meaning of dishonesty)。他這樣說:「不誠實有很多種,陪審員在聆聽過所有證供後,與現時的(contemporary)誠實和不誠實標準作比較,你能作出的裁定做是了。」這是法庭常用的法律原則-客觀測試(objective test)。陪審團代表了社會的各階層,都是尋常百姓,他們的集體判決應可恰當反映當代社會人士如何判斷「不誠實」這樣事。問題出在英國1968年《盜竊條例》的條文2明確提及要照顧疑犯的主觀性-即「疑犯是否知道自己不誠實」,換言之,要確立「不誠實」這樣事還需要應用另一測試-主觀測試(subjective test)。

看到這裡,讀者的反應一定會是:「做賊的怎會承認自己做賊?」前後二者如何區別?法官的金句:「I knew that what I was do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dishonest; but I do not regard it as dishonest myself. Therefore I am not guilty.」法官還幽默地說:俠盜羅賓漢應會這樣為自己辯護。但主觀測試要探問的是:「I did not know that anybody would regard what I was doing as dishonest.」換言之,有些人可能因不知情而做了一些在別人看來是不誠實的行為。於是,要確立疑犯「不誠實」,是要有足夠證據/事實確認,他本人是知道自己這些行為是不誠實的。以具體證據證實人的腦袋裡的一種「狀態」(state of mind)是主觀測試的重點。

這道「守尾門」的測試,為的是要保障「不知情者」,這與普通法一貫的「寧縱毋枉」的至高原則是吻合的。法官續說:由於羅賓漢從來不否認自己劫富濟貧,並且糾黨策劃去行劫,所以容或他有多高尚的情操,種種證據都一定指向他是知道自己是「不誠實地」去攫取別人的財物的。法官借用另一極端的例子來與此作對比。有旅客來自一個坐公共汽車毋須付費的國家,初來步到,第一次坐「霸王車」便有可能是「不知情者不罪」了。三位上訴庭法官睿智的反覆議論,把十多年來法庭判案時的主、客觀不一致的情況作出有機的整合,自Ghosh案後,「不誠實」的判定便一定要依從這兩段式的測試。Ghosh的上訴被駁回,因上訴庭再三查核證據,在在都指明Ghosh的行為反映他知道自己是不誠實的,所以罪有應得。

現代法治社會,資本主義的商貿運作極依賴人的誠信,所以「不誠實」罪判刑很重。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一經定罪可處監禁5年,所以法庭要非常慎重作出裁決。三位上訴法官亦指出有案例(Boggeln v Williams(1978)2 All E.R. 1061)驟看是「不誠實」,但仔細斟酌,其實是「不服從」或「肆意妄為」而已。
最近常有人污衊我們的法庭,說「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看來那群人是不懂普通法的要義。我們教育專業要加緊學習本土的法律體制,更要全力捍衛我們一貫的核心價值-法治(rule of law)。
曾有校長向我提及,有代課教師把學校的試題庫、習作庫等以電腦技術抄走,那是否干犯了本港法例第200章161條?大家可否以本文作參考,下個定論。然後思量一下校方要採取哪些行政措施,積極地保護學校擁有的知識產權,或者消極地,為有人干犯此罪進行搜證?再而更進一步,我們專業倡議在師訓課程加入教育法,好讓教師配備有足夠的法律知識,對個人的權與責得到充分的認知,並能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