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需要通識科嗎? — 專訪副會長 張銳輝

訪談系列 ‧ 本報記者

八九民運是一代香港人的政治啟蒙,也令很多香港人重新反思自己的角色與未來,有擔心前景而移民外地的,也有更多從此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當年仍是港大學生的張銳輝老師除了在太古橋「意外」留下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兩句標語外,更因而確立自己的使命,就是將知識和價值觀繼續傳承。大學畢業後,他投身教育界,更推動任教的中學開設高補通識科,教導學生從多角度分析社會議題,建立個人的價值觀。《教協報》今期邀請本會副會長張銳輝老師,分享二十多年任教通識科的點滴。

八九年春夏之交是很多香港人的轉捩點,曾經參與其中的張sir畢業後便立志投身教育界。「當時很多朋友受到六四的影響,因而投身不同行業,有投身傳媒以報導真相為己任的,也有自此從政的,當時自己的感覺是想把認識中國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傳承到下一代,於是便選擇了投身教育界到中學任教了。」於是,在港大修讀社會科學的張sir一邊在中學任教初中經濟及公共事務科等科目,一邊兼讀教育文憑。

踏上任教通識科之路

考試局在1992年新增多科高級補充程度(AS-Level)科目,當中亦包括通識教育科。由於張sir在大學時期已對通識科有一定理解並認同通識科的理念及價值,於是便遊說校長開設。「在九十年代初,大專界曾討論應否把高補通識科作為大學收生的必修課程,我與其他同學曾經遊說港大教務會的成員支持有關的動議,可惜最後以些微票數之差被否決。」1995年,張sir任教的中學正式開設高補通識科,他任教香港研究及今日中國兩個單元。
高補通識科的設計是從六個單元中選擇開設兩個單元,當時科目的主流是人際關係及香港研究,然而

張sir認為需要及早裝備學生面對回歸後的香港,於是選擇開設香港研究及今日中國單元。

通識科的存在意義及價值

談到香港和中國的議題,張sir指在日常教學中感受到年輕人對中國和香港關係的心態轉變,「以往感覺學生對中國議題反應比較積極,也許以前對中國的身份認同感較強,也對於內地的貧窮與落後,有出於同理心的感情;但近年的社會氛圍轉變較大,學生可能從日常生活中感覺到中國變成香港的競爭者甚或是壓迫者,在情感上也欠缺以往的身份認同,舉例說以往學校舉辦的國內交流團,通常都滿額而要選拔學生參加,但近年學生傾向參加其他地方的交流團,對國內考察已無以前的踴躍。」

時代轉變,通識科還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嗎?張sir認為回歸之後經歷多次大型社會運動如反高鐵、反國教及雨傘運動,加上互聯網的發展,學生接觸和討論不同社會議題的機會較以往多。然而,學生往往最常接觸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資訊,加上互聯網上的「即食文化」,令學生難以進行深入分析和細緻討論。張sir認為,在資訊發達的年代,通識科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是培養學生進行多角度思考,透過尊重多元文化及觀點建立個人的價值觀,從而理解個人和社會的問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在即食文化的年代,通識科正正就是以不同的理論框架裝備學生,學習如何在尊重多元的基礎下進行理性討論,從而關心不同的社會議題。」

(訪談系列之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