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國際化的初衷與現實

教師園地 ■ 梁亦華

每年九月,香港各高等院校均吸引數以萬計的內地尖子來港,攻讀不同學位。隨著非本地學生增加,來年大學「國際化指標」邁進一步,排名節節上升,香港實在與有榮焉。可是,推動國際化到底對本地普羅大眾帶來什麼好處?各國政府為何對國際化指標趨之若鶩,乃至不惜一切代價?

從歷史上看,大學國際化從來不是為了「明明德於天下」崇高教育理想,又或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出於濃厚的政治需要。大學國際化並非新鮮事物。早在中世紀,不同教會便複製歐洲高等教育模式,在東亞及拉丁美洲創辦多所大學、如澳門的聖保祿學院(1594年)、菲律賓的聖托瑪斯大學(1611年)等。其時,大學是新舊教競爭的工具,但傳教同時,亦抑壓了無數在地的非歐本土文化;及至十九世紀,各地殖民政府亦開始建立不同類型大學,如加爾各答大學(1857年)、香港西醫書院(1887年)等。大學之目的在於為殖民官僚機構培養忠誠的公務員、精通雙語的買辦階級、以及有助支持殖民地擴展的醫學與工程人才;第三波的大學國際化源於冷戰時期,戰後美蘇斥巨資於學術交流、教材補貼、學校建設等活動,以影響世界各地(東歐、中東、東南亞)等地的學術領袖、知識份子和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成為彰顯國力,以及幅射政治影響力的文化戰場。

事至今天,文化輸出的思維亦存在於大學國際化之浪潮中,但這政治動機實在過於直率,不利文宣。要遊說本地民眾支持,政府必須闡明大學國際化對本地有何利益。在這方面,我們政府的說法是「更多非本地學生…有助建立一個更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促進文化交流,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對社會則是「提升人口質素,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香港的整體競爭力」。配合出生率減少,引入更多優質的海外人才來填補勞動缺口,更是不辯自明,順理成章。

某程度上,教資會的說法亦不無道理,但要達致上述理想目標,香港必先解決兩個問題︰一、如何打破中外學生的隔閡,促進交流?香港的大學國際化發展多年,學生抱團文化仍然根深柢固,本地生、內地生和海外生各自組織小圈子,生死不相往還。有人簡單歸咎於語言隔閡,但更多研究表明,文化差異更大的內地生與海外生,反而較與本土生有更多交流,可見這不只是語言問題。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內地在港群體眾多,網上群體,如港漂圈等已發展成熟,內地學生根本不需與本地同學接觸,也能得到充足的社會支援,對於本地學生「重視大學生活多於學術」的價值觀亦難以理解,自然沒有與本地同學互動的動機;另一方面,本地學生亦認為內地生均是學霸,只管讀書而沒有共同話題,害怕「好Chur」而極少主動結合作課堂活動。這些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似乎更值得我們留意。

二、如何讓海外學生畢業後留港貢獻,而非視之為海外升學或就業的跳板?這在某程度上,是第一個問題的延伸。據統計,每年申請留港工作的學生不及海外畢業生的一半,每年徘徊在一萬左右。一些求才若渴的專業,如程式編寫、人工智能等的研究團隊,更是走得一個不剩。姑勿論「打了水漂的數百萬資助」,在感情層面,香港在過去數年又有否嘗試挽留他們,著力替他們建立歸屬感?在現實層面,為何他們不選擇在港就業或創業?如果香港根本沒有發展此專業的產業土壤,教資會又為何資助相關學位?

從上可見,如何促進非本地學生的融入社會,培養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是本港能否真正得益於「大學國際化」的關鍵。對此兩點,政府文件往往語焉不詳,更多時是把責任,連同各項撥款下放至各院校便算了事,而各校亦順勢把它推予學生事務處,只求問責時有人出來回應,好作交待。如此但求指標,不求質素的國際化,對學生雙方,以至整個社會也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