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要做一個敢言的教師,很難。

飄流教思 ■ 陳曦彤

所謂敢言,不單止是面對家長、同事或高層,更包括我們身處的香港社會。如果教師被理解為知識分子,就不同社會議題發聲,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可是,近年瀰漫的風氣,卻似乎在勸告教師忍氣噤聲,特別在面對敏感議題時維持中立形象。從近期左派媒體對幾位教師(巧合地都是通識教師)的攻擊可見,客觀效果就是散佈犬儒及白色恐怖,即使教師對此並不懼怕,但顧及到影響學校甚至同事工作等因素,也總不能公開直斥其非,又或為自己立場辯護;沉著氣繼續工作,等待事件降溫,幾成標準的公關套路。但考慮到教師的專業與責任,這又是否教育界樂見的光景呢?

先不談孔孟蘇格拉底等先賢,大學教授以理論研究就社會議題發聲,一向為社會所提倡稱頌,何以同為教育專業,中學或以降的教師就不獲相同期待?以教師守則中的《對專業的義務》第五條為例,便訂明「專業教育工作者應不斷促進公眾對專業的認識,以維持崇高的專業形象及有效的公共關係。」;在《對公眾的義務》第六條,亦訂明「專業教育工作者應注意時事,關心社會問題,並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由此可見,關心社會本是專業形象的一部分,而以教師身份促進公眾對教師專業及社會議題的認識,從而維護社會風氣,亦屬教師職責所在。

筆者有幸在一間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的學校工作,即使面對攻擊也不必承受太大壓力。但若果教師的言論自由只能在好人好學校的前提下成立,而缺乏制度性的保護,那寫得再遠大的教師守則,也不過是一紙空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