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理由?—— 除夕在讀喬治.歐威爾

思想之樹 ■ 張往

一年將盡,是回顧和反思的時刻。教師生涯年復年,往往令人習慣身處的環境,失去革新的動力。至於我們的香港,一年之間政治爭議此起彼落,社會矛盾愈見激化。最近我接受學生的人物專題採訪,她問:「你認為今天的中學生面對最大的困境是甚麼?」我說:「他們似乎看不到對未來的希望。」因為看不到希望,又無法挑戰權威或改變環境,所以年輕人只能選擇沉默地反抗——他們用自身的表現明示或暗示,放棄對學習的熱誠,放棄對應付學校要求的忍耐,彷彿甘心身處其中,卻明知虛耗青春。

除夕在飛機上讀畢喬治.歐威爾的短文集 ——〈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開首一篇正是與書名同題的自述,他在二戰前後經歷人生中年的階段,那時他已經歷過苦悶貧困的青年,到過加泰隆尼亞參加過反法西斯主義的左翼抗爭,親身感受史上最慘痛的戰爭歲月。歐威爾談到寫作的四大理由,分別是「徹底的自負」(Sheer egoism)、「美學的追求」(Aesthetic enthusiasm)、「歷史的包袱」(Historical impulse),以及「政治的意圖」(Political purpose)。

近月有朋友感慨在當下香港,寫作似乎愈來愈感無力,耗費心力寫成的文稿,又如何能夠應對或改變眼前的處境?作為一歷史人,自必反思寫作能否對歷史有所承擔。歐威爾寫道:「源於欲望去觀照事物的本質,發現事情的真實,以及為未來的後代人累積真相。(“Desire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 to find out true facts and store them up for the use of posterity.”)」尤其在香港這變化莫測、資訊爆炸的現代都市,知識分子實在應該思考如何為日後香港的一代人,積累屬於這城市的記憶,免得被時代沖擦掉,而喪失「一代人」如何成為「我們」的歷史敘述 ——因為這將會成為未來僅有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