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謹慎責任的兩難局面

飄流教思■陳曦彤

臨臨的悲劇哀慟全港,眾人紛紛討論責任及監察問題,臨臨的幼稚園首當其衝受到質疑。雖然校方已澄清未有發現虐待痕跡,又指臨臨說喜歡父母云云,但始終無法釋除坊間疑慮。何以學校會迅即成為焦點?原因明顯不過;除了家庭以外,最能夠保護學生的,一定是學校。而在學校當中,最了解學生的,必定是前線老師。這也就難怪,臨臨的班主任在事後感到心碎,並即時問自己有沒有做少了甚麼。因為在父母失去人性後,老師就是學生最有力的防護網。若學生出事,由良心而來的罪疚感總是難免。

可是,這道防護網,究竟可以張得多大,又應該張得多大呢?

教師很忙,忙得街知巷聞。大多教師完成行政改簿備課等工作後,根本就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留給學生。筆者有時眼見學生情緒低落,或許還可以在下課後跟他傾談數句,但了解問題後,除了可以擔當聆聽者並給予意見,或把嚴重個案轉介社工以外,可做的實在有限,更不消提一些刻意隱藏情緒的學生了。

可是,如果教師的角色只能停留在監察、聆聽等較被動的角色之上,輔導跟進的工作就交由專責的同事負責,則未免把防護網的效能降得太低;要等到學生出現情緒或行為問題才加以行動,已經可能來得太遲。而輔導專門化造成的「事不關己」現象,甚至會使防護網的覆蓋範圍大大降低。

最有效的做法,還是創造恆常的溝通機會,讓師生維持良好且信任關係,使學生願意盡早透露問題,防患於未然。但這個要求,前設了教師可在課餘時間把師生溝通放於高位,若考慮到教師繁重的工作量,實在超越了教師的可承受範圍。

若政府當局認同學校為社會守護學生的重要防護網,除了加強培訓教師及支援外,更重要的還是教育局撥款增加學校教師人手,以提升學校防護網的警覺性及覆蓋範圍。否則,當再有悲劇發生之時,教師也只能愛莫能助地心碎,但政府勒緊水喉的雙手,卻是滿佈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