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光寄語港府勿「誤國害港」

上月,教協前會長、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出席教協要求撤回《逃犯條例》的記者會,這是張文光退休多年來首次出席教協的記者會。張文光在回歸前有份參與審議《逃犯條例》的工作,十分熟悉條例的內容,對是次修例十分關心。本期《教協報》特別輯錄張文光在記者會的發言內容:

香港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有助資金和科技引進。近年,中國推動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甚至期望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的垂範有助與台灣的統一,這一切,必須要珍惜香港一國兩制最重要的一環:港法治港,讓香港有獨立法治、與西方相同的法制作保障,才能發揮香港金融和商貿的國際力量。

最近,律政司長鄭若驊推動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的法律的基礎,並在香港仲裁,在大灣區作試驗,以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保證大灣區合約以港法執行和公信力,顯示香港對大灣區一個重大的價值,就是香港的法制,像紫砂茶壺一樣,必須珍而重之。
新的《逃犯條例》,表面由台灣的一宗涉及港人謀殺案引發,修例容許香港以「一次性移交」方式,引渡逃犯至沒有簽訂移交逃犯和法律互助的國家和地方,當中包括不同法制的地方,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

中國大陸的法制近年確有進步,但人權保障與香港仍有很大的距離。最近,美國非政府組織「世界正義工程」公布的法治指數,在全球126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排16位,中國排82位,差距仍然很大,香港人對中國的法治情況,更超越法治指數的硬比較,而是近在身邊,冷暖自知,王全璋案只是一個近期的例子,無論司法、檢控、辯護、涉案者的權利都有差異,移交逃犯,即使相同罪名,即使不涉政治,仍使港人有很大憂慮。

憂慮最深的是工商界和國際企業,他們熟知自己在中國的商業運作,人治與法治,行政批准與法律規定之間,常存法律邊緣的潛規則和灰色地帶,不是不想守法,而是法隨人轉,這些故事,如在身邊,時有所聞,誰人不怕?

逃犯條例就是在這恐懼的基礎上,打開了一道法律缺口和通道,由特首提出,兩地相同的罪行,經法庭批准便可移交中國大陸。即使聽了商界意見,46條罪減了9條,餘下37條都是國際商人和港人頭上高懸的刀,不知甚麼時候,會來到自己眼前,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恐懼。

回歸前,立法局曾討論過不會移交逃犯的議題,但大家都認為兩地的法制和人權存在很大的差異,故意留下了軟屏障,而不是漏洞,避免每次移交都動搖香港的法治和人心。

這就說明,移交逃犯條例,為甚麼商人害怕,外商害怕,港人害怕,因為法制和人權的差異,讓人擔心一旦被引渡,有理說不清,但他們的聲音,似乎不被正視。起碼,一個如此巨大的法制轉變,總不能用19日粗枝大葉的諮詢,便立即走向限時立法,這是過去立法機關從未遇過的非理性安排。

這也不一定是中國政府的意思,據說,法例修改的建議由特區政府提出,原以為特區政府更能了解香港法治的特點和人心的憂慮,豈料知法者才傷害香港的法治,一旦破壞了香港法制,同樣地會傷害了中國政府對特區的期待:發展大灣區、一帶一路和作一國兩制的台灣垂範,這是誤國害港,解鈴還需繫鈴人,特區政府應收回法例,只處理台灣一次過的引渡,其它容後諮詢和再議,不要誤導中央和禍害香港。
中國政府對國際間的引渡,像近年的中法引渡條約,就極為冷靜開明,所有引渡不涉本國人,即是法國人在中國涉嫌犯事,不會引渡至中國審訊,中國只可以將犯罪証據移交法國,由法國按自己法律審訊,相反亦然。為甚麼中國願意以這樣的模式處理兩地的疑犯?為何香港的法制與西方和法國相若,不可採用中法條約的模式?為何香港不能利用一國兩制的法制特點,讓香港繼續發揮兩制兩法之利,為大灣區、一帶一路、中港作更實質的貢獻?
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放下面子和心結,臨崖勒馬,冷靜務實地處理逃犯條例,不要誤國害港,不要傷害香港的法治,否則中港都要承受特區魯莽立法的惡果。